中国文学史话（胡兰成）,論張愛玲-2-阿珂小说网

书号:44509 时间:2017/12/2 字数:4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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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有一次，張愛玲和我說：“我是個自私的人”言下又是歉然，又是倔強。停了一停，又思索著說：“我在小處是不自私的，但在大處是非常的自私。”

　　她甚至懷疑自己的感倩，貧乏到沒有責任心。但她又說：“譬如寫文章上頭，我可是極負責任的。”究竟是什麼回事呢？當時也說不上來。但也隨即得到了啟發。是幾天之后，我和一個由小黨員做到大官的人閒談，他正經地並且看來是很好意地規勸我：應當積極，應當愛國，應當⾰命。我倦怠地答道：“愛國全給人家愛去了，⾰命也全給人家⾰去了，所以我只好不愛國了，不⾰命了。”

　　正如魯迅說的：正義都在他們那一邊。他們的正義和我們有什麼相⼲？而這麼說說，也有人會怒目而視，因為群眾是他們的，同志也是他們的、我又有什麼“們”？好，就說是和我不相⼲吧。于是我成了個人主義者。

　　再遇見張愛玲的時候，我說：“你也不過是個人主義者罷了。”這名稱是不大好的，╳╳╳╳╳╳╳╳╳╳╳╳╳╳╳╳╳╳╳╳╳╳╳╳╳╳╳╳╳╳╳╳╳╳╳╳╳╳╳╳╳╳╳╳╳╳╳╳╳╳╳╳╳╳╳╳╳╳╳╳╳╳但也沒有法子，就馬馬虎虎承受這個名稱吧。（編註：原文如此，想是經檢查之故。）

　　說到“沒有法子”和“馬馬虎虎”想起一次和清⽔、池田兩位談天，他們很驚奇這兩句中國特有的流行語。我說這兩句話是民國以來纔有的。幾十年來，英雄們來來去去，一個個摩拳擦掌，在那裏救國救民。而‮民人‬，卻只是趕著看熱鬧，你問他遊行他也去，你叫他喊口號他也喊。回來問他怎麼樣？他說是“馬馬虎虎”但凡英雄們，無論是土著的，外來的，總是異口同聲的嘆氣，對于這樣的‮民人‬“沒有法子”也幸虧這“馬馬虎虎”‮民人‬纔不至于被騙光，使得英雄們作惡“沒有法子”作得澈底。

　　還是各人照管照管自己吧。同時也不妨聽聽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當作餘興。“到底是‮海上‬人”裏讚揚‮海上‬人的這種聰明，與幾乎具有魅惑

的幽默，但不是俏⽪。

　　這樣的個人主義是一種冷淡的怠工，但也有更叛逆的。它可以走向‮生新‬，或者破滅，卻是不會走向腐敗。如今人總是把個人主義看做十五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專有的東西，殊不知歷史上無論那個新舊

替的時代都是這樣的。奴隸社會也好，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也好，當它沒落之際，都是個人被團體淹死，而人類被物質淹死。有如一家破落的大戶，奴隸厭倦主人，主人也厭倦奴隸，生活的一角更沉緬于奢侈，而生活的全面則是物的貧乏，使人心因為吝薔而收縮。一切成為不可忍受，如“論寫作”裏說的有一種“壅塞的憂傷”人也“霧數”物也“霧數”沒有一樁順眼的。要活下去，是只好出走，如“走，走到樓上去！”裏說的“去接近⽇月山川”並且把物從陰暗的角隅裏拖出來，拆散，一件件洗乾淨了，也得個慡心悅目。蘇格拉底與盧騷就是這麼的要袪除氤氳于“霧數”的東西上頭的神秘，而訴之于理

。他們都是個人主義者。盧騷還挑戰地說：“我即使不比別人更好，至少我是和別人不同的。”

　　講到出走，她的一張照片，刊在“雜誌”上的，是坐在池塘邊，眼睛裏有一種驚惶，看着前面，又怕后頭有什麼東西追來似的。她笑說：“我看看都可憐相，好像是挨了一

。”她有個朋友說：“像是個奴隸，世代為奴隸。”我說：“題名就叫逃走的女奴，倒是好。”過后想想，果然是她的很好說明。逃走的女奴，是生命的開始，世界于她是新鮮的，她自個兒有一種叛逆的喜悅。

　　但她和蘇格拉底、盧騷他們都不同。紀元前四世紀的希臘只是在解體中，后面並沒有新的時代，蘇格拉底的理

沒有現實的東西可以依附，隨后是被昅收到基督教裏去了。尼羅時代的羅馬也是有沒落而無‮生新‬，如顯克微支的“往何處去”裏所寫的，人們倦怠于生活，盛行了諷刺，但終因時代沒有前景，所以諷刺也漸漸稀薄，成為無害的警句，過后是無結果地消失了。一時代的沒落之后倘使隨來的是空虛，是開不出文學的花來的。

　　盧騷的時代卻是有著資本主義⾰命的前景的，所以盧騷對于舊時代是譴責，不再用諷刺。他有“民約論”有“愛彌兒”替時代開了藥方。

　　如今的情形可又是另一種。文學上從諷刺發展到譴責，再發展到對于新事物的尋求，往往是經過一串長的程序的，而現在卻是壓縮在一起。例如魯迅，在他同時寫的作品裏就有諷刺，有譴責，有尋求，並且有開方。這是因為幾十年來中國一直在連續的⾰命與連續的反動之故。但魯迅在開方上頭是錯了，他的參加左翼文學是一個無比的損失。他是過早地放棄了他的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是舊時代的抗議者，新時代的立法者，它可以在新時代的和諧中融解，卻不是什麼紀律或克制自己所能消滅的。

　　魯迅的遭遇比果戈理好，果戈理的諷刺沒有下梢，他竭力和空虛掙扎，想歸結到有所尋求，但終于自己燒掉了死魂靈的后半部。他的晚年是可哀的。魯迅的諷刺卻是有尋求，所以能不受空虛的襲擊，而走向如火如荼。但魯迅的收場也並不比托爾斯泰或果戈理更好。托爾斯泰是偉大的尋求者，但一開方，就變個枯竭的香客了。魯迅開的方是史太林一味，也等于宗教。而在過早地放棄個人主義上頭，則魯迅和果戈理在晚年同樣的被什麼紀律所犧牲了。

　　魯迅之后有她。她是個偉大的尋求者。和魯迅不同的地方是，魯迅經過幾十年來的幾次⾰命，和反動，他的尋求是戰場上受傷的鬥士的淒厲的呼喚，張愛玲則是一枝‮生新‬的苗，尋求著陽光與空氣，看來似乎是稚弱的，但因為沒受過摧殘，所以沒一點病態，在長長的嚴冬之后，舂天的消息在萌動，這新鮮的苗帶給了人間以健康與明朗的、不可摧毀的生命力。

　　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國⾰命的失敗，使得許多年青作家的創作力毀滅了，現代雜誌社的那些人，有的是從明麗的南歐留學回來的，帶來一些鮮潔的空氣，如同沾著露⽔的花朵，剛剛使人眼目一亮，很快就枯萎了。時代的陰暗給予文學的摧折真是可驚的。沒有摧折的是魯迅，但也是靠的尼采式的超人的憤怒纔支持了他自己。

　　到得近幾年來，一派兵荒馬亂，⽇子是更難過了，但時代的陰暗也正在漸漸袪除。兵荒馬亂，是終有一天要過去的，而傳統的嚇人的生活方式也到底被打碎了，不能再恢復。這之際，人們有著過了危驗期的病后那種平靜的喜悅，雖然還是軟綿綿的沒有氣力，卻想要重新看看自己，看看周圍了。而她正是代表這時代的‮生新‬的。

　　魯迅是尖銳地面對著政治的，所以諷刺、譴責。張愛玲不這樣，到了她手上，文學從政治走回人間，因而也成為更親切的。時代在解體，她尋求的是自由，真實而安穩的人生。

　　統治這世界的是怎樣一種生活呢？“封鎖”裏的翠遠，像教會派的少

，她知道自己生活得沒有錯，然而不快樂。她沒有結婚，在電車上膽怯怯的接受了一個男人的調情，原來在她的靈魂裏也有愛，然而即刻成了穢褻，她吃驚，並且混亂了。那男人，生活得也不好，是個銀行的職員，像烏殼蟲似的整天爬來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時間。和那女人，不過是很偶然的戲劇化的一幕，但他從自己的一生中記憶起了一些什麼，使他煩惱，不滿于他自己了。

　　⾼等的如“傾城之戀”裏柳原與流蘇的調情，人生成了警句，但不是一篇作品。柳原說的不錯：“死生契闊──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詩，世界是荒涼的，並且太沉重了，他的機智與風趣只是螢火蟲的微藍的光，在黑暗中照亮自己。

　　還有更低等的如“連環套”裏霓喜過的那種⽇子。霓喜一個又一個的和男人姘居，有如饑餓的人貪饞地沒有選擇地大嚼榨過油的⾖餅，雖然也有滋養，不免傷了腸胃，精緻的東西不一定是偉大，但人吃畜生的飼料到底是悲愴的。

　　柳原的光輝久后是要黯淡的。這光輝一消失，使成了“沉香屑”第一爐香裏的梁太太。梁太太一直過的⾼等調情的生活，越來越變成現實的淺薄的享樂，靈感褪了⾊，只好加上膩與刺

，以濃濃的味使自己上癮，並且欺騙自己，當作這裏邊有著滋養。

　　這種靠不住的靈感的褪⾊是可哀的。“金鎖記”裏姜公館的客廳是陰沉沉的，姜公館的男女一個個如同年深月久貼在屏風上繡出的鳥，沒有歌唱，連抖動一下翅膀的意思都永遠沒有了。即使加上膩與刺

也沒有用，人后成了⿇痺，如同“年青的時候”裏的油炸花生下酒的⽗親，聽紹興戲的⺟親，庸俗的姊姊，過的⽇子正如紹興戲的唱腔寬平面無表情，熱鬧的，眩暈的，不真實的。如同“花凋”裏的鄭先生家，外面好看，裏頭姊妹們為了一件⾐裳一雙襪子費盡心機，幾乎是返到原始的生存競爭，並不比拾荒的孩子們的爭吵更文明些。

　　是什麼鞭子把人打成這樣子可憐相的呢？是“年青的時候”裏教科書的愴然告誡自己：“無論什麼事，都不可以大意。無論什麼事，都不能稱自己的心願的。”連驚嘆號都沒有，只是冷冷的逗點與句點。是“金鎖記”裏那沉重的黃金的枷鎖。總之是這世界上有著牽牽纏纏使人不愉快的，不成款式的人生的倫理。她譴責這些，而撫慰那被損害、被侮辱的。她以眼淚，不是悲愴的而是柔和的眼淚洗淨了人間。在“公寓生活紀趣”與“道路以目”裏，她把事事物物養在⽔盂裏，如同雨花台的小石子。精緻的，明朗而親切的。她拆卸了戲劇化的裝飾，把人類的感情揩拭乾淨，告訴他們⾐著的美，吃食的美，告訴他們怎樣聽幼稚的弟弟講故事：“他還沒說完，我已經大笑起來，在他的腮上吻了一下，把他當作小玩意。”

　　但這些都是個人的。倘或集團相處又怎樣呢？“到底是‮海上‬人”裏她讚美‮海上‬人的聰明，那種把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也當作一個小玩意的風趣。不過事實本⾝並沒有她的這說明那樣好。她另有她所尋求的。“論寫作”裏她神往于申曲：“五更三點望曉星，文武百官上朝廷，東華龍門文官走，西華龍門武將行，文官執筆安天下，武官上馬定乾坤”那種時代，如南星的散文裏有一句：“午后庭院裏的陽光是安穩的”真是思之令人淚落。但她不能開方，她是止于偉大的尋求。

　　她是個人主義的，蘇格拉底的個人主義是無依靠的，盧騷的個人主義是跋扈的，魯迅的個人主義是

厲的，而她的個人主義則是柔和，明淨。至此忽然記起了郭沫若的女神裏的“不周山”黃帝與共工大殺一遍之后，戰場上變得靜寂了，這時來了一群女神，以她們的撫愛使宇宙重新柔和，她就是這樣，是人的發現與物的發現者。

　　（本文原發表于“雜誌”月刊第十三卷第二、三期？民國三十三年五、六月出刊〔‮海上‬〕。現收于胡著《中國文學史話》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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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一次，張愛玲和我說：“我是個自私的人”言下又是歉然，又是倔強。停了一停，又思索著說：“我在小處是不自私的，但在大處是非常的自私。” 　　她甚至懷疑自己的感倩，貧乏到沒有責任心。但她又說：“譬如寫文章上頭，我可是極負責任的。”究竟是什麼回事呢？當時也說不上來。但也隨即得到了啟發。是幾天之后，我和一個由小黨員做到大官的人閒談，他正經地並且看來是很好意地規勸我：應當積極，應當愛國，應當⾰命。我倦怠地答道：“愛國全給人家愛去了，⾰命也全給人家⾰去了，所以我只好不愛國了，不⾰命了。” 　　正如魯迅說的：正義都在他們那一邊。他們的正義和我們有什麼相⼲？而這麼說說，也有人會怒目而視，因為群眾是他們的，同志也是他們的、我又有什麼“們”？好，就說是和我不相⼲吧。于是我成了個人主義者。　　再遇見張愛玲的時候，我說：“你也不過是個人主義者罷了。”這名稱是不大好的，╳╳╳╳╳╳╳╳╳╳╳╳╳╳╳╳╳╳╳╳╳╳╳╳╳╳╳╳╳╳╳╳╳╳╳╳╳╳╳╳╳╳╳╳╳╳╳╳╳╳╳╳╳╳╳╳╳╳╳╳╳╳但也沒有法子，就馬馬虎虎承受這個名稱吧。（編註：原文如此，想是經檢查之故。）　　說到“沒有法子”和“馬馬虎虎”想起一次和清⽔、池田兩位談天，他們很驚奇這兩句中國特有的流行語。我說這兩句話是民國以來纔有的。幾十年來，英雄們來來去去，一個個摩拳擦掌，在那裏救國救民。而‮民人‬，卻只是趕著看熱鬧，你問他遊行他也去，你叫他喊口號他也喊。回來問他怎麼樣？他說是“馬馬虎虎”但凡英雄們，無論是土著的，外來的，總是異口同聲的嘆氣，對于這樣的‮民人‬“沒有法子”也幸虧這“馬馬虎虎”‮民人‬纔不至于被騙光，使得英雄們作惡“沒有法子”作得澈底。　　還是各人照管照管自己吧。同時也不妨聽聽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當作餘興。“到底是‮海上‬人”裏讚揚‮海上‬人的這種聰明，與幾乎具有魅惑的幽默，但不是俏⽪。　　這樣的個人主義是一種冷淡的怠工，但也有更叛逆的。它可以走向‮生新‬，或者破滅，卻是不會走向腐敗。如今人總是把個人主義看做十五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專有的東西，殊不知歷史上無論那個新舊替的時代都是這樣的。奴隸社會也好，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也好，當它沒落之際，都是個人被團體淹死，而人類被物質淹死。有如一家破落的大戶，奴隸厭倦主人，主人也厭倦奴隸，生活的一角更沉緬于奢侈，而生活的全面則是物的貧乏，使人心因為吝薔而收縮。一切成為不可忍受，如“論寫作”裏說的有一種“壅塞的憂傷”人也“霧數”物也“霧數”沒有一樁順眼的。要活下去，是只好出走，如“走，走到樓上去！”裏說的“去接近⽇月山川”並且把物從陰暗的角隅裏拖出來，拆散，一件件洗乾淨了，也得個慡心悅目。蘇格拉底與盧騷就是這麼的要袪除氤氳于“霧數”的東西上頭的神秘，而訴之于理。他們都是個人主義者。盧騷還挑戰地說：“我即使不比別人更好，至少我是和別人不同的。” 　　講到出走，她的一張照片，刊在“雜誌”上的，是坐在池塘邊，眼睛裏有一種驚惶，看着前面，又怕后頭有什麼東西追來似的。她笑說：“我看看都可憐相，好像是挨了一。”她有個朋友說：“像是個奴隸，世代為奴隸。”我說：“題名就叫逃走的女奴，倒是好。”過后想想，果然是她的很好說明。逃走的女奴，是生命的開始，世界于她是新鮮的，她自個兒有一種叛逆的喜悅。　　但她和蘇格拉底、盧騷他們都不同。紀元前四世紀的希臘只是在解體中，后面並沒有新的時代，蘇格拉底的理沒有現實的東西可以依附，隨后是被昅收到基督教裏去了。尼羅時代的羅馬也是有沒落而無‮生新‬，如顯克微支的“往何處去”裏所寫的，人們倦怠于生活，盛行了諷刺，但終因時代沒有前景，所以諷刺也漸漸稀薄，成為無害的警句，過后是無結果地消失了。一時代的沒落之后倘使隨來的是空虛，是開不出文學的花來的。　　盧騷的時代卻是有著資本主義⾰命的前景的，所以盧騷對于舊時代是譴責，不再用諷刺。他有“民約論”有“愛彌兒”替時代開了藥方。　　如今的情形可又是另一種。文學上從諷刺發展到譴責，再發展到對于新事物的尋求，往往是經過一串長的程序的，而現在卻是壓縮在一起。例如魯迅，在他同時寫的作品裏就有諷刺，有譴責，有尋求，並且有開方。這是因為幾十年來中國一直在連續的⾰命與連續的反動之故。但魯迅在開方上頭是錯了，他的參加左翼文學是一個無比的損失。他是過早地放棄了他的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是舊時代的抗議者，新時代的立法者，它可以在新時代的和諧中融解，卻不是什麼紀律或克制自己所能消滅的。　　魯迅的遭遇比果戈理好，果戈理的諷刺沒有下梢，他竭力和空虛掙扎，想歸結到有所尋求，但終于自己燒掉了死魂靈的后半部。他的晚年是可哀的。魯迅的諷刺卻是有尋求，所以能不受空虛的襲擊，而走向如火如荼。但魯迅的收場也並不比托爾斯泰或果戈理更好。托爾斯泰是偉大的尋求者，但一開方，就變個枯竭的香客了。魯迅開的方是史太林一味，也等于宗教。而在過早地放棄個人主義上頭，則魯迅和果戈理在晚年同樣的被什麼紀律所犧牲了。　　魯迅之后有她。她是個偉大的尋求者。和魯迅不同的地方是，魯迅經過幾十年來的幾次⾰命，和反動，他的尋求是戰場上受傷的鬥士的淒厲的呼喚，張愛玲則是一枝‮生新‬的苗，尋求著陽光與空氣，看來似乎是稚弱的，但因為沒受過摧殘，所以沒一點病態，在長長的嚴冬之后，舂天的消息在萌動，這新鮮的苗帶給了人間以健康與明朗的、不可摧毀的生命力。　　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國⾰命的失敗，使得許多年青作家的創作力毀滅了，現代雜誌社的那些人，有的是從明麗的南歐留學回來的，帶來一些鮮潔的空氣，如同沾著露⽔的花朵，剛剛使人眼目一亮，很快就枯萎了。時代的陰暗給予文學的摧折真是可驚的。沒有摧折的是魯迅，但也是靠的尼采式的超人的憤怒纔支持了他自己。　　到得近幾年來，一派兵荒馬亂，⽇子是更難過了，但時代的陰暗也正在漸漸袪除。兵荒馬亂，是終有一天要過去的，而傳統的嚇人的生活方式也到底被打碎了，不能再恢復。這之際，人們有著過了危驗期的病后那種平靜的喜悅，雖然還是軟綿綿的沒有氣力，卻想要重新看看自己，看看周圍了。而她正是代表這時代的‮生新‬的。　　魯迅是尖銳地面對著政治的，所以諷刺、譴責。張愛玲不這樣，到了她手上，文學從政治走回人間，因而也成為更親切的。時代在解體，她尋求的是自由，真實而安穩的人生。　　統治這世界的是怎樣一種生活呢？“封鎖”裏的翠遠，像教會派的少，她知道自己生活得沒有錯，然而不快樂。她沒有結婚，在電車上膽怯怯的接受了一個男人的調情，原來在她的靈魂裏也有愛，然而即刻成了穢褻，她吃驚，並且混亂了。那男人，生活得也不好，是個銀行的職員，像烏殼蟲似的整天爬來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時間。和那女人，不過是很偶然的戲劇化的一幕，但他從自己的一生中記憶起了一些什麼，使他煩惱，不滿于他自己了。　　⾼等的如“傾城之戀”裏柳原與流蘇的調情，人生成了警句，但不是一篇作品。柳原說的不錯：“死生契闊──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詩，世界是荒涼的，並且太沉重了，他的機智與風趣只是螢火蟲的微藍的光，在黑暗中照亮自己。　　還有更低等的如“連環套”裏霓喜過的那種⽇子。霓喜一個又一個的和男人姘居，有如饑餓的人貪饞地沒有選擇地大嚼榨過油的⾖餅，雖然也有滋養，不免傷了腸胃，精緻的東西不一定是偉大，但人吃畜生的飼料到底是悲愴的。　　柳原的光輝久后是要黯淡的。這光輝一消失，使成了“沉香屑”第一爐香裏的梁太太。梁太太一直過的⾼等調情的生活，越來越變成現實的淺薄的享樂，靈感褪了⾊，只好加上膩與刺，以濃濃的味使自己上癮，並且欺騙自己，當作這裏邊有著滋養。　　這種靠不住的靈感的褪⾊是可哀的。“金鎖記”裏姜公館的客廳是陰沉沉的，姜公館的男女一個個如同年深月久貼在屏風上繡出的鳥，沒有歌唱，連抖動一下翅膀的意思都永遠沒有了。即使加上膩與刺也沒有用，人后成了⿇痺，如同“年青的時候”裏的油炸花生下酒的⽗親，聽紹興戲的⺟親，庸俗的姊姊，過的⽇子正如紹興戲的唱腔寬平面無表情，熱鬧的，眩暈的，不真實的。如同“花凋”裏的鄭先生家，外面好看，裏頭姊妹們為了一件⾐裳一雙襪子費盡心機，幾乎是返到原始的生存競爭，並不比拾荒的孩子們的爭吵更文明些。　　是什麼鞭子把人打成這樣子可憐相的呢？是“年青的時候”裏教科書的愴然告誡自己：“無論什麼事，都不可以大意。無論什麼事，都不能稱自己的心願的。”連驚嘆號都沒有，只是冷冷的逗點與句點。是“金鎖記”裏那沉重的黃金的枷鎖。總之是這世界上有著牽牽纏纏使人不愉快的，不成款式的人生的倫理。她譴責這些，而撫慰那被損害、被侮辱的。她以眼淚，不是悲愴的而是柔和的眼淚洗淨了人間。在“公寓生活紀趣”與“道路以目”裏，她把事事物物養在⽔盂裏，如同雨花台的小石子。精緻的，明朗而親切的。她拆卸了戲劇化的裝飾，把人類的感情揩拭乾淨，告訴他們⾐著的美，吃食的美，告訴他們怎樣聽幼稚的弟弟講故事：“他還沒說完，我已經大笑起來，在他的腮上吻了一下，把他當作小玩意。” 　　但這些都是個人的。倘或集團相處又怎樣呢？“到底是‮海上‬人”裏她讚美‮海上‬人的聰明，那種把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也當作一個小玩意的風趣。不過事實本⾝並沒有她的這說明那樣好。她另有她所尋求的。“論寫作”裏她神往于申曲：“五更三點望曉星，文武百官上朝廷，東華龍門文官走，西華龍門武將行，文官執筆安天下，武官上馬定乾坤”那種時代，如南星的散文裏有一句：“午后庭院裏的陽光是安穩的”真是思之令人淚落。但她不能開方，她是止于偉大的尋求。　　她是個人主義的，蘇格拉底的個人主義是無依靠的，盧騷的個人主義是跋扈的，魯迅的個人主義是厲的，而她的個人主義則是柔和，明淨。至此忽然記起了郭沫若的女神裏的“不周山”黃帝與共工大殺一遍之后，戰場上變得靜寂了，這時來了一群女神，以她們的撫愛使宇宙重新柔和，她就是這樣，是人的發現與物的發現者。　　（本文原發表于“雜誌”月刊第十三卷第二、三期？民國三十三年五、六月出刊〔‮海上‬〕。現收于胡著《中國文學史話》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