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宽历史的视界（黄仁宇）,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1-阿珂小说网

书号:42273 时间:2017/9/29 字数:3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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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中‬明朝的历史，经过海內外学者几十年的积极研究，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我写的一本小书《万历十五年》，能够将16世纪末期的情形，作侧面的解剖，即是因为各种文献，已经大量地翻印传播，专家的著述，也层出不穷，给我们一种综合各种资料的机会。

　　虽然史不厌详，我们现在对16世纪‮国中‬社会的情形，总算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如果学者不怕文词耝俗的话，则是这社会形态，有如‮国美‬所谓“潜⽔艇夹⾁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成万成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女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今⽇我们看来，无法避免它守旧落后的观感。

　　但是这种评论是否公允？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对20世纪的情形不満意而借题发挥？假使我们认为旧社会亟应改造，那改造的程度应当到达什么限度？我们既称⾰面洗心，是否对‮国中‬文化全部否定？如果明朝历史不对，那么是否“反明”的思嘲和趋向，即可以导我们于正轨？这都是有待于历史学家解答的问题。

　　我们也知道，最近二十年来，明代史已被滥用。指槐骂桑或指桑骂槐是‮国中‬文人恶习。16世纪的人物与言行，一经渲染立即可以改头换面，成为政治上的工具。我们既不赞成这样的学术歪曲事实的办法，但是如何可以避免别人对我们作同一批评？

　　这些问题，不能在明代史本⾝上得到完満的解答。最好的办法，是将我们认作真理的环节，和外间侧面的事务印证，要能前后衔接，方为可靠。有些明史內的问题，其明显的答案尚不在明代史范围之內。这些因素的重要

，却只有经常和明史接触的人，才可以一眼看穿。这篇文章建议我们互相越界窥察，也希望明史外的专家，向我们作同一提示，因此彼此的研究更和真理接近，庶不致各造空中楼阁，反以学术上分工合作的办法当做个人规避责任的张本。

　　以下是我个人在这程序下尝试的初步结果。

　　第一，我们指责明代人事时，不能忘记大明帝国本⾝是亚洲‮陆大‬天候地理的产物。

　　明史里有两点地方，极易引人注意。在政治史上称‮央中‬集权，非常显著，‮国全‬一千一百多个县，每个县令的任免，全由朝廷号令行之。地方‮府政‬的税收与预算，也不能就地斟酌，而‮央中‬ ‮府政‬有很多管理限制的办法。在社会史上讲，则以伦理观念代替法律，其程度之深，超过其他任何朝代。

　　这一方面固然是明朝人的眼光狭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环境使然。‮国中‬文化大部肇始于⻩河流域，因为河⽔经过疏松的⻩土地带，夹带着大量泥沙，容易阻塞河

。冲破河堤，常有酿成巨灾的趋向，局部治理无济于事。这情形在舂秋时代已然。如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即有盟誓；在各种经传有不同的传说，诸如“无曲防”、“毋曲隄”、“毋雍泉”和“无障⾕”都是。《孟子》一书中提到治⽔十一次之多。他对⽩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洪⽔者，仁人所恶也，吾子过矣！”秦始皇统一‮国全‬后，他颂秦德的碑文，录于《史记》，自称“决通川防”可见因为大规模治⽔的需要，‮国中‬政治上的统一，在公元前即超过时代上其他条件，也不能闻问技术上是否合理，这在‮国中‬两千多年的历史，前后皆然。

　　而季候风给‮国中‬农业的影响，也是強迫造成‮国全‬统一，

成‮央中‬集权的重要原因。‮国中‬夏季的季候风由菲律宾海的方向吹来。这气流中带有⽔分，但是并不能保障下雨，而需要由西至东，及至东北的旋风将这气流升⾼，以致温度降低，其⽔分才凝积为雨。这也就是‮国全‬农民的耕作物，全靠这两种气流适时碰头。假使它们彼此错过，则成旱灾；要是它们在一个地区经常碰头，则此地必有⽔灾，而有时⽔旱并至。只有庞大的帝国，才能对付这种问题，这情形也始于公元前。假使我们打开《左传》一看，內中有许多因灾荒而发生战事的情节。《汉书·食货志》所说：“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姚善友从《图书集成》及其他资料计算，‮国中‬历史里2 117年，曾有⽔灾1 621次，旱灾1 392次，其程度之⾼，值得朝廷注意Shan-yu Yao“The Chronological and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Floods and D⾁th in Chinese Histor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6(1941-42)“Flood and D⾁th Data in Tu-Shu-chi-chr’eng”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8(1944-45)。这种情形与《孟子》里面经常提出的“老弱转乎‮壑沟‬”及“若大旱之望云霓”有关。而孟子的低⽔准平等思想，为明代人士所讲习，也不可能与这种情节分离。

　　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侵

，也使‮国中‬不能施行地方分权，造成彼此不相顾盼的趋势。传统‮国中‬的国防线为 “万里长城”实际上因时代的不同，筑城的地点前后移动，但是总与十五英寸的平均雨度线相去不远。这也就是说在长城以北以西的地方，每年的积雨量低于十五英寸，无法耕种农作物，是游牧民族驰骋的地区，他们遇有灾荒或者趁到‮国中‬ ‮裂分‬之际可能大规模来犯。‮国中‬即取攻势也不能解决这地理上的问题，只能加強向地方‮府政‬的控制，以均一雷同的姿态取防势。

　　这些地理上的因素，对‮国中‬文化的发展，尤其在近代史上讲，甚为不利。‮国中‬人经常说：“如

攘外，必先安內。”但是其所谓安与攘都是大规模的工作，数量重于质量。其用心设计之余，只能维持政治上超时代的统一和雷同，不能在技术及经济上讲求功效。因为后者的增进，总是参差不齐的。明朝加強‮央中‬集权，用伦理的社会力量保持各地均衡，防止各地方‮府政‬产生特⾊的趋向，也可以从它的科举制度看出来。科举制度肇基于隋而确定于唐。初时遇有明经明法等科，到宋时还用策取士，也仍有经义词赋。到明季中叶之后则只有八股文。邓嗣禹说：科目⽇趋简单，方法⽇形复杂邓嗣禹，《‮国中‬ ‮试考‬制度史》(台北，1967)，页73。，也表现整个文官组织逐渐单元化，它不能掌握社会多元的情形，更不会鼓励这样的发展。

　　然则“打破砂锅璺到底”则我们不能不相信天候地理的力量可怕。而今⽇去明代覆亡又已三百四十一年，这种力量虽然没有以前的厉害，也还没有随朱明王朝而全部消灭。

　　第二，在‮国中‬传统历史上讲，明朝的收敛

和唐宋帝国的扩张

相反。

　　钱穆作《国史大纲》时，称唐朝“‮权政‬无限制解放；同时‮府政‬组织亦无限制扩大”钱穆，《国史大纲》(台北，1966第十版)，上册，页312。。其实这趋势也相次继续于宋代。

　　唐朝继承杨隋、北齐、北周，及北魏拓跋氏之后，在‮国中‬历史上自成一系统。其立国精神，受《周礼》的影响甚大。如魏之“三长”、“均田”以及各朝的“府兵”都系用“间架

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作基础，也就是先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广泛地推行于各地区，行不通时，互相折中迁就，只顾大体上在某种程度上的可行，无意以条文做主，凡事认真均田制及租庸调制，只代表一种理想，实际施行时，又待当时当地的“活用”所以崔瑞德(Denis CTwitchett)作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Cambridge，1963)时，以《旧唐书·食货志》为蓝本，虽然引用了很多参考资料，仍称其所叙不过是“理想上”的制度。有些在敦煌“活用”的地方，可参考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海上‬，1964)。以公元755年为唐代财政的分⽔岭，是崔著的重点。。这种办法行至公元755年安禄山叛变时，已不能继续。以后所谓“藩镇之祸”乃系各地军阀自行菗税募兵，与⽇本之“大名‮权政‬”相似。

　　按：其实这种有效的地区‮府政‬，不一定比有名无实的‮央中‬ ‮府政‬低劣。只是‮国中‬士人习于官僚政治，没有朝廷合法及道德的名义陪衬，就感觉得不安。而五代十国间，契丹之辽进据幽燕十六州，包括今⽇的‮京北‬。‮国中‬之外患，迄西夏、金、元以至朱明王朝之建立，历四百年未止。

　　这中间的经过无法凡事镂刻比较，只是和明朝作风颇相针对，而对明朝颇有决定

的影响者，则为北宋，而且王安石的试行新法更是宋史中的一大分⽔岭。明朝之采取收敛及退却的态度者，也可以说是在王安石新法失败后的一种长期的反动。所以研究明史者注意新法实施的经过，并且将宋朝虽在经济⾼度发展下而仍不能替‮国中‬打开出路的原因仔细琢磨，将来再回头读明史必可事半功倍。这两者一经比较，更能增进读者了解能力，也容易看出西欧后来居上，在明清之间超过‮国中‬的原因。

　　最简单地说来，则是现代的金融经济，有商业型的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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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　　　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1)　　　下一章　( → )
‮国中‬明朝的历史，经过海內外学者几十年的积极研究，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我写的一本小书《万历十五年》，能够将16世纪末期的情形，作侧面的解剖，即是因为各种文献，已经大量地翻印传播，专家的著述，也层出不穷，给我们一种综合各种资料的机会。　　虽然史不厌详，我们现在对16世纪‮国中‬社会的情形，总算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如果学者不怕文词耝俗的话，则是这社会形态，有如‮国美‬所谓“潜⽔艇夹⾁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成万成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女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今⽇我们看来，无法避免它守旧落后的观感。　　但是这种评论是否公允？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对20世纪的情形不満意而借题发挥？假使我们认为旧社会亟应改造，那改造的程度应当到达什么限度？我们既称⾰面洗心，是否对‮国中‬文化全部否定？如果明朝历史不对，那么是否“反明”的思嘲和趋向，即可以导我们于正轨？这都是有待于历史学家解答的问题。　　我们也知道，最近二十年来，明代史已被滥用。指槐骂桑或指桑骂槐是‮国中‬文人恶习。16世纪的人物与言行，一经渲染立即可以改头换面，成为政治上的工具。我们既不赞成这样的学术歪曲事实的办法，但是如何可以避免别人对我们作同一批评？　　这些问题，不能在明代史本⾝上得到完満的解答。最好的办法，是将我们认作真理的环节，和外间侧面的事务印证，要能前后衔接，方为可靠。有些明史內的问题，其明显的答案尚不在明代史范围之內。这些因素的重要，却只有经常和明史接触的人，才可以一眼看穿。这篇文章建议我们互相越界窥察，也希望明史外的专家，向我们作同一提示，因此彼此的研究更和真理接近，庶不致各造空中楼阁，反以学术上分工合作的办法当做个人规避责任的张本。　　以下是我个人在这程序下尝试的初步结果。　　第一，我们指责明代人事时，不能忘记大明帝国本⾝是亚洲‮陆大‬天候地理的产物。　　明史里有两点地方，极易引人注意。在政治史上称‮央中‬集权，非常显著，‮国全‬一千一百多个县，每个县令的任免，全由朝廷号令行之。地方‮府政‬的税收与预算，也不能就地斟酌，而‮央中‬ ‮府政‬有很多管理限制的办法。在社会史上讲，则以伦理观念代替法律，其程度之深，超过其他任何朝代。　　这一方面固然是明朝人的眼光狭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环境使然。‮国中‬文化大部肇始于⻩河流域，因为河⽔经过疏松的⻩土地带，夹带着大量泥沙，容易阻塞河。冲破河堤，常有酿成巨灾的趋向，局部治理无济于事。这情形在舂秋时代已然。如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即有盟誓；在各种经传有不同的传说，诸如“无曲防”、“毋曲隄”、“毋雍泉”和“无障⾕”都是。《孟子》一书中提到治⽔十一次之多。他对⽩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洪⽔者，仁人所恶也，吾子过矣！”秦始皇统一‮国全‬后，他颂秦德的碑文，录于《史记》，自称“决通川防”可见因为大规模治⽔的需要，‮国中‬政治上的统一，在公元前即超过时代上其他条件，也不能闻问技术上是否合理，这在‮国中‬两千多年的历史，前后皆然。　　而季候风给‮国中‬农业的影响，也是強迫造成‮国全‬统一，成‮央中‬集权的重要原因。‮国中‬夏季的季候风由菲律宾海的方向吹来。这气流中带有⽔分，但是并不能保障下雨，而需要由西至东，及至东北的旋风将这气流升⾼，以致温度降低，其⽔分才凝积为雨。这也就是‮国全‬农民的耕作物，全靠这两种气流适时碰头。假使它们彼此错过，则成旱灾；要是它们在一个地区经常碰头，则此地必有⽔灾，而有时⽔旱并至。只有庞大的帝国，才能对付这种问题，这情形也始于公元前。假使我们打开《左传》一看，內中有许多因灾荒而发生战事的情节。《汉书·食货志》所说：“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姚善友从《图书集成》及其他资料计算，‮国中‬历史里2 117年，曾有⽔灾1 621次，旱灾1 392次，其程度之⾼，值得朝廷注意Shan-yu Yao“The Chronological and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Floods and D⾁th in Chinese Histor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6(1941-42)“Flood and D⾁th Data in Tu-Shu-chi-chr’eng”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8(1944-45)。这种情形与《孟子》里面经常提出的“老弱转乎‮壑沟‬”及“若大旱之望云霓”有关。而孟子的低⽔准平等思想，为明代人士所讲习，也不可能与这种情节分离。　　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侵，也使‮国中‬不能施行地方分权，造成彼此不相顾盼的趋势。传统‮国中‬的国防线为 “万里长城”实际上因时代的不同，筑城的地点前后移动，但是总与十五英寸的平均雨度线相去不远。这也就是说在长城以北以西的地方，每年的积雨量低于十五英寸，无法耕种农作物，是游牧民族驰骋的地区，他们遇有灾荒或者趁到‮国中‬ ‮裂分‬之际可能大规模来犯。‮国中‬即取攻势也不能解决这地理上的问题，只能加強向地方‮府政‬的控制，以均一雷同的姿态取防势。　　这些地理上的因素，对‮国中‬文化的发展，尤其在近代史上讲，甚为不利。‮国中‬人经常说：“如攘外，必先安內。”但是其所谓安与攘都是大规模的工作，数量重于质量。其用心设计之余，只能维持政治上超时代的统一和雷同，不能在技术及经济上讲求功效。因为后者的增进，总是参差不齐的。明朝加強‮央中‬集权，用伦理的社会力量保持各地均衡，防止各地方‮府政‬产生特⾊的趋向，也可以从它的科举制度看出来。科举制度肇基于隋而确定于唐。初时遇有明经明法等科，到宋时还用策取士，也仍有经义词赋。到明季中叶之后则只有八股文。邓嗣禹说：科目⽇趋简单，方法⽇形复杂邓嗣禹，《‮国中‬ ‮试考‬制度史》(台北，1967)，页73。，也表现整个文官组织逐渐单元化，它不能掌握社会多元的情形，更不会鼓励这样的发展。　　然则“打破砂锅璺到底”则我们不能不相信天候地理的力量可怕。而今⽇去明代覆亡又已三百四十一年，这种力量虽然没有以前的厉害，也还没有随朱明王朝而全部消灭。　　第二，在‮国中‬传统历史上讲，明朝的收敛和唐宋帝国的扩张相反。　　钱穆作《国史大纲》时，称唐朝“‮权政‬无限制解放；同时‮府政‬组织亦无限制扩大”钱穆，《国史大纲》(台北，1966第十版)，上册，页312。。其实这趋势也相次继续于宋代。　　唐朝继承杨隋、北齐、北周，及北魏拓跋氏之后，在‮国中‬历史上自成一系统。其立国精神，受《周礼》的影响甚大。如魏之“三长”、“均田”以及各朝的“府兵”都系用“间架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作基础，也就是先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广泛地推行于各地区，行不通时，互相折中迁就，只顾大体上在某种程度上的可行，无意以条文做主，凡事认真均田制及租庸调制，只代表一种理想，实际施行时，又待当时当地的“活用”所以崔瑞德(Denis CTwitchett)作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Cambridge，1963)时，以《旧唐书·食货志》为蓝本，虽然引用了很多参考资料，仍称其所叙不过是“理想上”的制度。有些在敦煌“活用”的地方，可参考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海上‬，1964)。以公元755年为唐代财政的分⽔岭，是崔著的重点。。这种办法行至公元755年安禄山叛变时，已不能继续。以后所谓“藩镇之祸”乃系各地军阀自行菗税募兵，与⽇本之“大名‮权政‬”相似。　　按：其实这种有效的地区‮府政‬，不一定比有名无实的‮央中‬ ‮府政‬低劣。只是‮国中‬士人习于官僚政治，没有朝廷合法及道德的名义陪衬，就感觉得不安。而五代十国间，契丹之辽进据幽燕十六州，包括今⽇的‮京北‬。‮国中‬之外患，迄西夏、金、元以至朱明王朝之建立，历四百年未止。　　这中间的经过无法凡事镂刻比较，只是和明朝作风颇相针对，而对明朝颇有决定的影响者，则为北宋，而且王安石的试行新法更是宋史中的一大分⽔岭。明朝之采取收敛及退却的态度者，也可以说是在王安石新法失败后的一种长期的反动。所以研究明史者注意新法实施的经过，并且将宋朝虽在经济⾼度发展下而仍不能替‮国中‬打开出路的原因仔细琢磨，将来再回头读明史必可事半功倍。这两者一经比较，更能增进读者了解能力，也容易看出西欧后来居上，在明清之间超过‮国中‬的原因。　　最简单地说来，则是现代的金融经济，有商业型的独占，它必须在政体、思想、法治、社会生活间全部被接受才能顺利地展开。‮国中‬在宋朝及明朝都没有具备上述这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