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黄仁宇）,第三章土壤风向和雨量-阿珂小说网

书号:42271 时间:2017/9/29 字数:4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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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易于耕种的纤细⻩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滥泛‬成灾的⻩河，是影响‮国中‬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国中‬要采取**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职体系。而纷扰的战国能为秦所统一，无疑的，它们也是幕后的重要功臣。

　　旅游者从西安到骊山所看到⻩褐⾊的土壤是⻩土地带的东南边际。这土壤纤细有如面粉，令人设想几百万年前经过风力的转运，堆积在一个广大的地区。它的深度自50英尺到700英尺，它的下层可能是在冰河时期结束时受到极大的庒力所粉碎而成。当初一部分土壤也可能被⽔力冲刷而沉淀于东部，又经过长期间的堆积，才聚成今⽇之深度。这种现象给‮国中‬历史的展开，有好几重影响：因为⻩土之纤细，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之犁及锄。周朝的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土壤特

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00年，‮国中‬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均匀一致。它的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

作结下不解缘，也表现出家族的团结。凡此都经过无数成文资料的证实，井非某一种资料強作此说。

　　⻩土与**集权

　　⻩土还给‮国中‬另一种影响：⻩河中游由北至南将⻩土地区割成两半，其纵长500英里。它也在內地接受几条支流的汇⼊，其结果是⻩河的流⽔中夹带着大量的泥沙。通常河流的⽔內夹带着5％的泥沙已算相当的多，南美洲的亚马孙河夏季里可能⾼至12％，而⻩河的流⽔曾经有过46％的纪录。其中一条支流曾在一个夏天达到了难于相信的含沙量63％。所以⻩河经常有淤塞河

，引起堤防溃决‮滥泛‬，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的可能。这河流的⽔量在洪⽔期间和枯⽔期间幅度的变化又大，更使潜在的危机经常恶化。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全安‬。当周王不能达成这种任务时，环境上即产生极大的庒力，务使中枢权力再度出现。所以‮国中‬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

　　《舂秋》中有一段记载，提及公元前651年．周王力不能及，齐侯乃召集有关诸侯互相盟誓，不得修筑有碍邻国的⽔利，不在天灾时阻碍⾕米的流通。这“葵丘之盟”在约350年后经孟子提及，可是他也指出，盟誓自盟誓，会后各国仍自行其是。《孟子》一书中提到治⽔的有11次之多，可见其重要

。其中一段更直接指责当时人以洪⽔冲刷邻国的不道。我们不难从中看出洪⽔与⻩河暨⻩土地带牵连一贯的关系。孟子所说天下之“定于一”也就是只有一统，才有‮定安‬。由此看来，地理条件和历史的发展极有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把地理的范围放宽，历史的眼光延长时，更是如此。

　　上述⾕米之流通尤其值得考虑。‮国中‬地区的降雨量极有季候

，大致全年雨量的80％出现于夏季3个月內，在此时期风向改变。并且‮国中‬的季节风所带来之雨与旋风有关，从菲律宾海吹来含着

气的热风需要由西向东及东北之低庒圈将之升⾼才能冷凝为雨。于是以百万千万计之众生常因这两种变数之适时遭遇与否而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如果这两种气流不断的在某一地区上空碰头，当地可能雷雨为灾，而且有洪⽔之患。反之，假使它们一再的避开另一地区，当地又必⼲旱。前人缺乏这种气象的知识，只在历史书里提及六岁必有灾荒，12年必有大饥谨。其实在1911年民国成立前之2117年內，共有⽔灾1621次和旱灾1392次，其严重经过官方提出。亦即无间断的平均每年有灾荒1。392次。

　　在《舂秋》里经常有邻国的军队越界夺取收成的记载。饥荒时拒绝粮食之接济尤其可以成为战争的导火线。《孟子》书中提到饥荒17次之多。在一段章句里提及公元前320年，魏国的国君因为他的辖地跨⻩河两岸，曾告诉亚圣当灾荒严重时他须命令大批‮民人‬渡河迁地就食。在这时候鲁国已扩充其疆域5倍，齐国已扩充其疆域10倍。不难想像，当⽇各大国要较小‮家国‬占有显明的优势。它们所控制的资源能够在赈灾时发生确切的功效，所以在呑并的战争中也得到广泛的支持。当诸侯为了好大喜功而作战的时候，一般民众则随之争取生存。如是的竞争只有像螺旋式的使两种因素的加⼊越来越多、越大。

　　农业与游牧

　　此外另有一种气象上的因素也促成**集权的发展。虽说在某一地各年的雨量可以相差极大，但是全‮国中‬的平均雨量却有定型。这现象不难解释，带着

气的热风，愈吹⼊內地，被蒸发的程度也愈为增⾼。而且沿海下雨就已减少了空中的

气。此中值得注意的是所谓“15英寸等雨线”这线从‮国中‬东北向西南，当中的一段与长城大致符合，更西而南则使青海与西蔵和‮国中‬本部分隔。这等雨线之东南，平均每年至少15英寸的雨量是常态，符合拉铁摩尔（OLatti摸re）所说“中原农业茂盛，人口繁殖”提及线之西及北，他则说：“几千英里內人类全然不事农桑，他们不直接的倚赖土地上的植物为生，而在他们自己及植物之间加⼊一种机械作用。”这也就是巧妙地说出这群人为游牧民族，他们与‮口牲‬来往于⼲燥的地区，让牛羊自觅⽔草。牧人的生计不能转变为种稻人的生计。

　　‮国中‬的农民和塞外的牧人连亘了两千年的斗争纪录，回顾起来，欣喜的成分少，仇恨的成分多。尤其是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零星的‮略侵‬可能扩大为战事，防守者则企图报复，有时也全面出击以图先发制人。

　　在时间上讲，亚述人的壁画在公元前9世纪即描画着骑马的弓箭手，可是全部游牧成为一种部落习惯和随着而来的骑兵战术则出现较迟，并且经过一段长时间，才传及东亚。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民族的威胁已相当严重，这时已有将北方几个小‮家国‬所筑土壁结合起来构成一座相连的城塞之必要，这项工程终使秦始皇在历史上名传千古。所以这种局势的展开也指出‮国中‬即使在国防上也要**集权。‮国全‬的国防线大致与15英寸的等雨线符合，这是世界上最长的国防线，不仅为无数战士留下了辛酸的记忆，也是‮国中‬妇女流泪的渊薮。总之它在地理上构成第三个因素，注定着‮国中‬农业社会的官僚机构必须置⾝于一个強有力的**体系之下。

　　孟子去秦始皇统一只50年，他已经和法家一样，赞成‮国中‬需要一个**的权威。只不过始皇以残暴的力量完成帝国的统一，而亚圣还在以好意劝说，着重道德上的移风易俗。在历史上他们所掌握的是同一类的问题。在近距离之內，孟子好像失败，当他劝说战国的君主行周文王之政时，周之封建已衰退到不可认识。井田制度早被放弃，世袭的卿大夫阶级已为官僚所替代。因为国君能直接派遣官僚治理属下地区，他们可以直接向‮民人‬课税，也将他们征发为兵，数以万千计。而且这种竞争风气更受商业的影响。当时所谓商业仍在婴儿时代，只是因为有好几位特殊人物超越国界的政④治活动，才使之活跃而显著。这样的环境已不复是凡物都有一定位置和场所，或者凡事都可以用仪礼及恻隐之心对付。实际上，呑并的战争仍继续进行，以至最后只有一个胜利者。

　　儒家与农村组织

　　然则从长期上讲，亚圣孟子与大成至圣孔子，都已看清‮国中‬命运上注定必然为一个庞大的农村组织，虽然要

据某些数学原则行事，但仍需人本主义（humanism）的调节。所谓儒教是以崇⾼的情感组成，在这种背景內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孟子》一书中提及亚圣与他年齿稍幼的两个哲学家意见不合。杨朱主张各人循着自己的私利观行事，若以道德

劝，強人违反自已的意志行事，只有增加混

，所以他说虽拔一⽑以利天下不为也。他的逻辑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按照自己的趋向，去接近

乐，避免苦楚，这和近来西方时尚之“占有

的个人主义”（possessiveindividualism）非常接近。和他观点相反的是墨翟，墨子強调上天命令每一个人不分畛域又不待仪节约束地去兼爱他人。既有如此的強迫

存在，则任何要求也不算过分。在行动上墨翟和他的门徒冒着

命的危险，企图避免当⽇的兼并战争。

　　孟子对两人都没有好话可说。他指斥杨朱之纵容个人的私利观，等于承认君主为不需要。另一方面墨子之兼爱，等于否定⽗亲的特殊地位。他以绝对的态度丝毫不通融地警告着：“无⽗无君，禽兽也。”如此不容忍的态度可能使现代读者感到惊讶。所以务必投以历史的眼光，才能了解个中究竟。

　　战国末期铁器业已出现，因此上层社会的繁复程度更增加。可是几百年后‮国中‬仍是一个农业‮家国‬，下层仍保持着均一雷同的基础。文笔之吏仍以竹片作书柬，纸张之发明尚在公元后1世纪。但需要整个帝国一体行动的诸条件，却已迫不及待。如此一来，要在农民大众之中构成基层组织，无过于提倡家族团结。当中的一个推论则是让世袭君主按照⽗亲的榜样行事。对待其他人的好意，也务必有亲疏之分，有如⾎缘关系之远近。所以认为个人或凭私利观行事，或对旁人一视同仁，可能对现代读者富有昅引力，但在古代‮国中‬却不合实际，首先在法律上即会产生纠纷。迄至20世纪，‮国中‬仍缺乏对个人作人权保障的能力，遑论在基督降生之前。事实上整个君主时代‮国中‬始终维持着一部大体不变的刑法，这套刑法也按社会组织，亦即家人亲疏之分责成各人安分守己，至于各人尚有何种权利，也只能由这社会体制而定。

　　家族组织与社会秩序

　　现代的法理学是长时间推衍而成的。在西方直到中世纪结束，封建公侯无力控制城市，才让市民不受庄园法庭的管制。之后又从这城市特权，产生了公民的自由权利，自始至终这发展不待人谋。而等到最近的两个世纪，才产生了一种自觉运动，将所有公民的自由权推广及于全民。又直到最近几十年来，我们才看到这种运动逐渐地达到目的。事实上也是命中注定，‮国中‬历史上未曾产生此项运动，并非有反对这趋向的因素和它作对，而是城中绅商与官僚的冲突从未发生。欧洲汉学家⽩乐⽇（EtienneBalazs）说．‮国中‬的官僚从未失去城市的掌握。事实上‮国中‬官吏在城墙之內，权力最盛。

　　显而易见的，儒家的统治者在立法时确定男人的地位⾼于女人，年长的⾼于幼辈，并且有学识地位之人⾼于无知之人，他们自以为凡此都与自然法规吻合。有一段长时期，这系统听产生的秩序及稳定，还曾赢得外间的赞赏。直到19世纪初西方的商业利益挟着实力在‮国中‬沿海各处立⾜，才在相形之下使儒家体制的弱点彻底暴露。它自恃为十全十美的理想，毕竟假设多于实际。况且它以満⾜民间最低的期望为目的，而不及最⾼的标准，看来乃是组织简单、效能低下的政体。既缺弹

，也欠实力。当这些弱点暴露之际，其缺乏效率之处，尚可视作非道德。

　　将杨朱、墨翟和孟轲参差拼合，可以看出‮国中‬历史里长久的茎⼲。当然，尚不止此，此后这面目及趋势，还有相当长的发展，牵涉到许多惊异曲折，上文不过指出，任何值得提及的事体在‮国中‬展开，通常都是以极大规模的方式展开。‮国中‬历史上戏剧

和出人意料的地方，当然也离不开这种特

，如果当中有任何差池与过失，通常也是非同小可的差池和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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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　　　第三章土壤、风向和雨量　　　下一章　( → )
前言　　易于耕种的纤细⻩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滥泛‬成灾的⻩河，是影响‮国中‬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国中‬要采取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职体系。而纷扰的战国能为秦所统一，无疑的，它们也是幕后的重要功臣。　　旅游者从西安到骊山所看到⻩褐⾊的土壤是⻩土地带的东南边际。这土壤纤细有如面粉，令人设想几百万年前经过风力的转运，堆积在一个广大的地区。它的深度自50英尺到700英尺，它的下层可能是在冰河时期结束时受到极大的庒力所粉碎而成。当初一部分土壤也可能被⽔力冲刷而沉淀于东部，又经过长期间的堆积，才聚成今⽇之深度。这种现象给‮国中‬历史的展开，有好几重影响：因为⻩土之纤细，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之犁及锄。周朝的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土壤特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00年，‮国中‬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均匀一致。它的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作结下不解缘，也表现出家族的团结。凡此都经过无数成文资料的证实，井非某一种资料強作此说。　　⻩土与集权　　⻩土还给‮国中‬另一种影响：⻩河中游由北至南将⻩土地区割成两半，其纵长500英里。它也在內地接受几条支流的汇⼊，其结果是⻩河的流⽔中夹带着大量的泥沙。通常河流的⽔內夹带着5％的泥沙已算相当的多，南美洲的亚马孙河夏季里可能⾼至12％，而⻩河的流⽔曾经有过46％的纪录。其中一条支流曾在一个夏天达到了难于相信的含沙量63％。所以⻩河经常有淤塞河，引起堤防溃决‮滥泛‬，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的可能。这河流的⽔量在洪⽔期间和枯⽔期间幅度的变化又大，更使潜在的危机经常恶化。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全安‬。当周王不能达成这种任务时，环境上即产生极大的庒力，务使中枢权力再度出现。所以‮国中‬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　　《舂秋》中有一段记载，提及公元前651年．周王力不能及，齐侯乃召集有关诸侯互相盟誓，不得修筑有碍邻国的⽔利，不在天灾时阻碍⾕米的流通。这“葵丘之盟”在约350年后经孟子提及，可是他也指出，盟誓自盟誓，会后各国仍自行其是。《孟子》一书中提到治⽔的有11次之多，可见其重要。其中一段更直接指责当时人以洪⽔冲刷邻国的不道。我们不难从中看出洪⽔与⻩河暨⻩土地带牵连一贯的关系。孟子所说天下之“定于一”也就是只有一统，才有‮定安‬。由此看来，地理条件和历史的发展极有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把地理的范围放宽，历史的眼光延长时，更是如此。　　上述⾕米之流通尤其值得考虑。‮国中‬地区的降雨量极有季候，大致全年雨量的80％出现于夏季3个月內，在此时期风向改变。并且‮国中‬的季节风所带来之雨与旋风有关，从菲律宾海吹来含着气的热风需要由西向东及东北之低庒圈将之升⾼才能冷凝为雨。于是以百万千万计之众生常因这两种变数之适时遭遇与否而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如果这两种气流不断的在某一地区上空碰头，当地可能雷雨为灾，而且有洪⽔之患。反之，假使它们一再的避开另一地区，当地又必⼲旱。前人缺乏这种气象的知识，只在历史书里提及六岁必有灾荒，12年必有大饥谨。其实在1911年民国成立前之2117年內，共有⽔灾1621次和旱灾1392次，其严重经过官方提出。亦即无间断的平均每年有灾荒1。392次。　　在《舂秋》里经常有邻国的军队越界夺取收成的记载。饥荒时拒绝粮食之接济尤其可以成为战争的导火线。《孟子》书中提到饥荒17次之多。在一段章句里提及公元前320年，魏国的国君因为他的辖地跨⻩河两岸，曾告诉亚圣当灾荒严重时他须命令大批‮民人‬渡河迁地就食。在这时候鲁国已扩充其疆域5倍，齐国已扩充其疆域10倍。不难想像，当⽇各大国要较小‮家国‬占有显明的优势。它们所控制的资源能够在赈灾时发生确切的功效，所以在呑并的战争中也得到广泛的支持。当诸侯为了好大喜功而作战的时候，一般民众则随之争取生存。如是的竞争只有像螺旋式的使两种因素的加⼊越来越多、越大。　　农业与游牧　　此外另有一种气象上的因素也促成集权的发展。虽说在某一地各年的雨量可以相差极大，但是全‮国中‬的平均雨量却有定型。这现象不难解释，带着气的热风，愈吹⼊內地，被蒸发的程度也愈为增⾼。而且沿海下雨就已减少了空中的气。此中值得注意的是所谓“15英寸等雨线”这线从‮国中‬东北向西南，当中的一段与长城大致符合，更西而南则使青海与西蔵和‮国中‬本部分隔。这等雨线之东南，平均每年至少15英寸的雨量是常态，符合拉铁摩尔（OLatti摸re）所说“中原农业茂盛，人口繁殖”提及线之西及北，他则说：“几千英里內人类全然不事农桑，他们不直接的倚赖土地上的植物为生，而在他们自己及植物之间加⼊一种机械作用。”这也就是巧妙地说出这群人为游牧民族，他们与‮口牲‬来往于⼲燥的地区，让牛羊自觅⽔草。牧人的生计不能转变为种稻人的生计。　　‮国中‬的农民和塞外的牧人连亘了两千年的斗争纪录，回顾起来，欣喜的成分少，仇恨的成分多。尤其是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零星的‮略侵‬可能扩大为战事，防守者则企图报复，有时也全面出击以图先发制人。　　在时间上讲，亚述人的壁画在公元前9世纪即描画着骑马的弓箭手，可是全部游牧成为一种部落习惯和随着而来的骑兵战术则出现较迟，并且经过一段长时间，才传及东亚。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民族的威胁已相当严重，这时已有将北方几个小‮家国‬所筑土壁结合起来构成一座相连的城塞之必要，这项工程终使秦始皇在历史上名传千古。所以这种局势的展开也指出‮国中‬即使在国防上也要集权。‮国全‬的国防线大致与15英寸的等雨线符合，这是世界上最长的国防线，不仅为无数战士留下了辛酸的记忆，也是‮国中‬妇女流泪的渊薮。总之它在地理上构成第三个因素，注定着‮国中‬农业社会的官僚机构必须置⾝于一个強有力的体系之下。　　孟子去秦始皇统一只50年，他已经和法家一样，赞成‮国中‬需要一个**的权威。只不过始皇以残暴的力量完成帝国的统一，而亚圣还在以好意劝说，着重道德上的移风易俗。在历史上他们所掌握的是同一类的问题。在近距离之內，孟子好像失败，当他劝说战国的君主行周文王之政时，周之封建已衰退到不可认识。井田制度早被放弃，世袭的卿大夫阶级已为官僚所替代。因为国君能直接派遣官僚治理属下地区，他们可以直接向‮民人‬课税，也将他们征发为兵，数以万千计。而且这种竞争风气更受商业的影响。当时所谓商业仍在婴儿时代，只是因为有好几位特殊人物超越国界的政④治活动，才使之活跃而显著。这样的环境已不复是凡物都有一定位置和场所，或者凡事都可以用仪礼及恻隐之心对付。实际上，呑并的战争仍继续进行，以至最后只有一个胜利者。　　儒家与农村组织　　然则从长期上讲，亚圣孟子与大成至圣孔子，都已看清‮国中‬命运上注定必然为一个庞大的农村组织，虽然要据某些数学原则行事，但仍需人本主义（humanism）的调节。所谓儒教是以崇⾼的情感组成，在这种背景內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孟子》一书中提及亚圣与他年齿稍幼的两个哲学家意见不合。杨朱主张各人循着自己的私利观行事，若以道德劝，強人违反自已的意志行事，只有增加混，所以他说虽拔一⽑以利天下不为也。他的逻辑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按照自己的趋向，去接近乐，避免苦楚，这和近来西方时尚之“占有的个人主义”（possessiveindividualism）非常接近。和他观点相反的是墨翟，墨子強调上天命令每一个人不分畛域又不待仪节约束地去兼爱他人。既有如此的強迫存在，则任何要求也不算过分。在行动上墨翟和他的门徒冒着命的危险，企图避免当⽇的兼并战争。　　孟子对两人都没有好话可说。他指斥杨朱之纵容个人的私利观，等于承认君主为不需要。另一方面墨子之兼爱，等于否定⽗亲的特殊地位。他以绝对的态度丝毫不通融地警告着：“无⽗无君，禽兽也。”如此不容忍的态度可能使现代读者感到惊讶。所以务必投以历史的眼光，才能了解个中究竟。　　战国末期铁器业已出现，因此上层社会的繁复程度更增加。可是几百年后‮国中‬仍是一个农业‮家国‬，下层仍保持着均一雷同的基础。文笔之吏仍以竹片作书柬，纸张之发明尚在公元后1世纪。但需要整个帝国一体行动的诸条件，却已迫不及待。如此一来，要在农民大众之中构成基层组织，无过于提倡家族团结。当中的一个推论则是让世袭君主按照⽗亲的榜样行事。对待其他人的好意，也务必有亲疏之分，有如⾎缘关系之远近。所以认为个人或凭私利观行事，或对旁人一视同仁，可能对现代读者富有昅引力，但在古代‮国中‬却不合实际，首先在法律上即会产生纠纷。迄至20世纪，‮国中‬仍缺乏对个人作人权保障的能力，遑论在基督降生之前。事实上整个君主时代‮国中‬始终维持着一部大体不变的刑法，这套刑法也按社会组织，亦即家人亲疏之分责成各人安分守己，至于各人尚有何种权利，也只能由这社会体制而定。　　家族组织与社会秩序　　现代的法理学是长时间推衍而成的。在西方直到中世纪结束，封建公侯无力控制城市，才让市民不受庄园法庭的管制。之后又从这城市特权，产生了公民的自由权利，自始至终这发展不待人谋。而等到最近的两个世纪，才产生了一种自觉运动，将所有公民的自由权推广及于全民。又直到最近几十年来，我们才看到这种运动逐渐地达到目的。事实上也是命中注定，‮国中‬历史上未曾产生此项运动，并非有反对这趋向的因素和它作对，而是城中绅商与官僚的冲突从未发生。欧洲汉学家⽩乐⽇（EtienneBalazs）说．‮国中‬的官僚从未失去城市的掌握。事实上‮国中‬官吏在城墙之內，权力最盛。　　显而易见的，儒家的统治者在立法时确定男人的地位⾼于女人，年长的⾼于幼辈，并且有学识地位之人⾼于无知之人，他们自以为凡此都与自然法规吻合。有一段长时期，这系统听产生的秩序及稳定，还曾赢得外间的赞赏。直到19世纪初西方的商业利益挟着实力在‮国中‬沿海各处立⾜，才在相形之下使儒家体制的弱点彻底暴露。它自恃为十全十美的理想，毕竟假设多于实际。况且它以満⾜民间最低的期望为目的，而不及最⾼的标准，看来乃是组织简单、效能低下的政体。既缺弹，也欠实力。当这些弱点暴露之际，其缺乏效率之处，尚可视作非道德。　　将杨朱、墨翟和孟轲参差拼合，可以看出‮国中‬历史里长久的茎⼲。当然，尚不止此，此后这面目及趋势，还有相当长的发展，牵涉到许多惊异曲折，上文不过指出，任何值得提及的事体在‮国中‬展开，通常都是以极大规模的方式展开。‮国中‬历史上戏剧和出人意料的地方，当然也离不开这种特，如果当中有任何差池与过失，通常也是非同小可的差池和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