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就发愿要将自己在“红学”探佚方面的心得，以小说形式体现出来。经过不断的努力，１９９３年完成了《秦可卿之死》，１９９５年完成了《贾元舂之死》，１９９９年初完成了《妙⽟之死》，这三部中篇小说，构成了一个系列，其中不仅解破了——秦可卿究竟是怎样的出⾝？贾元舂究竟是怎么死的？妙⽟最后的结局究竟如何？——这“三钗”之谜，也连带把真本《红楼梦》八十回后其他许多人物的下落、归宿，作了 代。三部中篇小说，都发表在山东作协的《时代文学》双月刊上——我要感谢他们延续多
年而未曾减退的支持；１９９４年华艺出版社汇集我关于《红楼梦》的文字出版了《秦可卿之死》一书，１９９６年出了增订本，可惜排印中舛错甚多，现在该社又把三部中篇和新的探佚文章以及原有的研“红”心得诸文，重新出成一本《红楼三钗之谜》，并精心校对、⾼质印制，估计５月可以面世。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我之所以进⼊“红学”探佚领域，如痴如醉地探究秦可卿、贾元舂、妙⽟等人物的真面目、真结局，是因为我想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审美追求中获取营养。我知道，有的国中当代作家，不喜 《红楼梦》，甚至不能卒读这部长篇小说。我以为，这恰恰说明，曹雪芹和《红楼梦》是个 鲜明的。惟其率呈现，才不会是人见人爱，才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才会聚讼纷纭，才会令有的人怎么也找不到感觉，敬而远之，甚或不敬而弃之。
秦可卿、贾元舂、妙⽟这三钗之谜，最难解破的是妙⽟。不仅八十回后妙⽟的结局究竟如何是个大谜，就是前八十回《红楼梦》里，妙⽟那放诞诡僻的格本⾝，也是一个谜——这格是怎样形成的？需要解破的，不仅是人物的“后传”其“前史”也令人意想悬悬。撰写“三死”最后一“死”过程中，王蒙来电话，问及我“忙些什么”我在电话里刚呐出“妙⽟”芳名，他那边便本能地反应道：“妙⽟讨人嫌！”此答令我甚喜。喜的当然不是他对妙⽟的直感式评价，而是能以无遮拦的真情相对，并无意中大大 活了我解读妙⽟那招人嫌厌的乖僻格的决心。王蒙的研“红”是把曹雪芹的前八十回和⾼鹗的续书作为一个整体来发言的，无探佚之意；我则把⾼续视为与曹雪芹原著原意不相⼲，甚至大相径庭的另一回事；妙⽟在前八十回中只露出“过⾼”、“过洁”的一面，八十回后曹稿无存，而⾼续大加荼毒，也难怪不少读者对她嫌厌，甚至视为“假惺惺”我曾在１９９８年，两次撰文探讨妙⽟格及命运的底蕴，都发表于《解放⽇报》、《朝花》副刊，现在把完成的《妙⽟之死》和那两篇文章对照，可以看出我的思路是在不断地调整。我觉得我在《妙⽟之死》中，对妙⽟格的形成、发展，以及那放诞诡僻的格最终怎样开放出凄美至善的人花朵，做到了绵密细致地层层推进，并自圆其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妙⽟之昑，有“芳情只自遣，雅趣向谁言”之叹；我这探佚小说，至多只是对曹公雅趣的一种刻意靠近罢了，但正如“疑义相与析”一样，曹公如此刻画妙⽟格命运的雅趣，也需要我们相与究析；我期待着同好的批评指正、诘驳论辩。
有人问我：你从事“红学”探佚，写这三钗之死，难道没有某种对现实的关照寄托于內么？那种狭隘的“关照”如影 、比附，是没有的。但广义的、深层的关照，又是不言而喻的。这些“红学”探佚文字里，融化着我的生命体验。我早在１９７８年，就写过一篇现实题材的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从內心深处呼吁尊重个，二十多年来，这诉求一直穿贯在我的文字中，如最近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非虚构长篇小说《树与林同在》，更強化着这一旋律。我坦承，自己的格是比较孤僻、比较难于被泛泛接触的人理解与容纳的，因此，开解妙⽟那“讨人嫌”的格內核中的人之谜，于我来说，也确有某种特殊的迫切。既然“格即命运”那么，我的格，我的直面现实的文字，乃至我的“红学”探佚小说，融为一体，正是我无可逭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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