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是柴静创作的经典综合其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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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珂小说网 > 综合其它 > 看见  作者:柴静 书号:46988  时间:2018/11/3  字数:23671 
上一章   第十七章 无能的力量    下一章 ( → )
卢安克坐在草地上,七八个孩子滚在他怀里,打来打去。

  我本能地拉住打人孩子的手:“不要这样。”

  “为什么不要这样?”

  我就差点说“阿姨不喜欢这样”了,绷住这句话,我试图劝他们:“他会疼,会难受。”

  “他才不会。”他们“嘎嘎”地笑,那个被打的小孩也乐。

  卢安克坐在小孩当中,不作声,微笑地看着我无可奈何的样子。

  后来我问他:“我会忍不住想制止他们,甚至想要去说他们,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可是你不这么做?”

  “我知道他们身上以前发生的事情,还有他们不同的特点,都可以理解”

  “但是理解够吗?”

  “如果已经理解,然后再去跟他们说一句话,跟反感而去说一句话是不一样的。”

  我哑口无言。

  卢安克是德国人。过去十年,他生活在中国广西山村,陪伴着当地的留守儿童。

  他一直拒绝电视台的采访,博客首页,写着一个不太常用的邮箱,附着一个说明:“因为我上网的时间不是很多,请你不要超过五句话。”看完了他博客里的几十万字——都是关于教育的,我无法清楚地感触到他。他的经历并不复杂,一九九〇年到中国旅游就留了下来;九七年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九九年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英语老师,因为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他离开了;二〇〇一年开始,他在河池市下属的东兰县板烈村小学支教。

  但我看卢安克的文章,他不提这些,不写什么故事,也没有细节,都是抽象的词句,像潜入到无尽波涛之下,浮沉摆,不断地看见什么,又不断地经过。

  联系采访的时候,老范也非常为难,不知道该对卢安克说什么,犹豫半天写下:“你让我想起中国著名的摇滚歌手崔健的一首歌——《无能的力量》,这种‘无能’,有的时候,比‘能’要强大一百倍。”

  老范常常能用直觉捕捉我需要长时间分析才可以达到的点。

  南宁到板烈有四小时车程。桂西北多是嘻斯特地貌,路沿山而建“之”字转盘路甩得人不可能打盹。一路只见石山,山高水枯,土壤也是棕色石灰土,好一阵子才看到一小片玉米地。

  到的时候,小镇上正逢集市,只有二十平米,三四家天的卖摊,屠夫持刀待沽。举目可及几乎全是老人,身边一群三五岁的小孩子。年轻人大都出门在广东打工,穿着民族服装的壮族老太太背着婴儿,在小摊上挑粉红色的小鞋子,孩子会叫“”了,还没叫过“妈妈”

  卢安克从小卖部的后面拐出来,在窄成一线的土路上接我们。他将近一米九的样子,有点驼背和营养不良,一件假冒的湖人队篮球服,晃晃挂在身上,有点脏了。淡黄的卷曲头发没怎么梳理,睫几乎是白的,与十年前照片上青年人的样子有了些变化,更瘦了,脸上有了深深的纹路。

  他的朋友把我介绍给他,我也随着叫他“安克”他不招呼,也不问我们叫什么,只是微微笑着,转身带着我们走。

  这个时候,摄像把机器举了起来——一旦意识到镜头扛了起来,作为记者就知道采访开始了,任何搭讪或者闲聊都要“有用”不然,你对不起那个杠着几十公斤机器的肩膀。

  我尽量找点话说,卢安克有问必答,答得很简单,不问不说。我隐隐觉得这种提一口气、略带活泼的劲儿是不对头的,但又没办法对摄像说“放下吧”也太刻意——这么一转念,头一次在机器面前别扭起来。

  学校上一年为了接上级“普九”检査,刚翻修过,之前教学楼没有大门,没有窗户,没有操场。男孩子们一见卢安克,呼嘯而上,像小猴子一样挂在他身上,四五个人钻来拱去,以便让身体尽可能多的部分接触到他。

  摄像放下机器问我:“现在拍什么?”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问——迅速进人采访,明确接下来每一步拍摄方案——以前每次都是这么干的,这次我却觉得有点受刺。但必须作决定,不能让大家杠着东西僵着。

  “那就先拍一下你住的屋子,可以吗安克?”我说。

  他很随和,带我们去了他的宿舍。一间小房子,一张,墙上贴着以前住过的老师留下的一幅客松。摄像和老范在安排采访的地点,拿一只発子放过来放过去,看在哪儿光线好,按理我这时应该是与采访对象沟通,让他放松下来,多了解一些信息。我跟卢安克聊着,观察周围有什么细节可以问的,有的问题他没有表情,也不作声。

  旁边他们挪板凳的响动声好像越来越大,我脑壳完全敞开着,每一声都磨在神经上,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局促不安。

  当天下午,我们先采访一对姐弟,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卢安克带着我们去孩子家。

  家在山上,山是高原向盆地的过渡,少有平地,房子就建在斜坡上,站在高处一眼,望不到邻居。进了门,屋内幽黑,右手边有电灯线,我摸着拉了一下,灯是坏的。没什么家具,石灰墙上只挂着破了一半的镜子。一台旧电视正正放在当厅中,是姐弟俩生活的中心。

  十岁的弟弟黑亮悍,眉宇间已是山民的气息。天有些冷,他一脚踩住小腿的树干,拿小铁斧卖力劈柴,大家都觉得这镜头很动人,过一会儿火暗下来了,摄像机拍不清楚了,我们停下来,说再添点柴。

  再过一会儿,拍摄结束了。我让弟弟带我去他的菜地看看——之前他说自己在屋后开了一小块地种菜——但他拒绝了。

  “为什么呢?”我有点意外。

  “你自己去。”他看都不看我,去火边俯耳跟卢安克说悄悄话,看了我一眼,极为尖锐。

  “你肯定在说怎么考验我们。”我想用开玩笑的方式掩饰一下。

  卢安克对他笑:“不行,他们城里人会不喜欢。”

  我隐约听见一点,就问:“是要拉我们去玩泥巴?”

  “你愿意吗?”

  “当然了。”我认为我喜欢。在我对自己的想象里,我还认为自己喜欢下大雨的时候滚在野外的泥巴地里呢。

  采访结束,是傍晚六点多,天已经擦黑,山里冷得让人发抖。我们准备坐车下山,弟弟来时跟我挤在副驾驶座上,回去的时候,不看我,说不坐车,脚不沾地,飞跑下去了,卢安克说要跟他一起。

  走到门边,卢安克忽然站住了,温和地问我:“我们现在去,你去吗?”

  “现在?”我愣住了。

  我没想到自己头脑中第一反应是“我只带了一条牛仔。”

  我根本不敢再回答我想去,那是做作,非要努着去,身泥,甚至雀跃欢呼…只会是个丑陋的场面。

  我纳闷了一晚上。我问老范:“我做错什么了?”

  “什么?”

  “那个孩子。”

  她说:“没有啊,我觉得他对我们很接受啊。”

  我说:“不对,一定有什么不对。”

  “你想多了。”她说“对了,明天能做卢安克的主采访吗?”

  我皱着眉,急躁地说:“不能,放到最后再做。”我知道她急切地想要把主要采访拿在手里才安心,这是常规的做法,但我没法告诉她…我几乎有一种愿望,如果能不采访卢安克就好了。如果突然出了什么事,或者他明天拒绝了我们的采访,就好了。

  通常我和老范会交流一下采访应该怎么做,但这次只字未提。我带着近乎冷漠的神色写自己的提纲,她在隔壁上时不时看我一眼,期待着我说点什么,我被这小眼光一下一下打着,几乎快恨起她来了。

  我是对自己感到愤怒,愤怒是对自己无能的痛苦。

  第二天,我们还是拍摄孩子。

  板烈小学有两百四十名小学生,一百八十名是住宿生,很多孩子从四岁起就住在学校里,一个宿舍里七八张,半数的是空的,因为小孩子选择两个人睡一张,为了打闹,也为了暖和。家里给带的倒是最好的红绿绸被子,久无人洗,被头上磨得又黑又亮。

  孩子们的衣服大多是父母寄来的。问父母怎么知道他们的身高,其中一个说:“我一米二,我用折尺量的。”另一个孩子的球鞋,是自己上集市买的,十八块钱,用粉笔描得雪白,明显超大,两只脚尖对得很整齐搁在下。

  卢安克不是这所学校的老师。他没有教师许可证,不能教正式的课程,只跟孩子们一起画画唱歌,生火做饭,修被牛踩坏的橡胶水管,周末也陪着他们,下过雨的泥地里,从高坡上骑自行车冲下来,溅得一身烂泥。

  这些小孩子情各异,但都黏着卢安克,一条腿上横着躺四个孩子,叽叽呱呱叫他“老爸”我试图看这是不是孩子在外人面前的攀比心理,发现不管我们在不在他们视野里,都一样。

  学校中心有一棵木棉树,有些年头了,长得高又壮,他们仰脖看:“卢老师,你说大马蜂窝会不会掉下来?”

  “不知道。”他慢声说。

  有个孩子揪着他往下坐,把衣服袖子拉下来老长,卢安克就歪站着。孩子问“大马蜂会不会蜇人”一个门牙上粘着菜叶的家伙嬉笑着戳他:“蜇你。”

  他两个扭打翻滚在一起了,卢安克也不去看,跟剩下的几个继续聊马蜂的事。

  我打心底羡慕这些孩子…不是羡慕他们和卢安克的亲密关系,是羡慕他们合理自然。他们的一举一动不用去想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感情就释放出来,无拘无束。

  人多的地方总有老范,她也围着卢安克:“木棉树什么时候开花啊?是不是鲜红鲜红的?安克你有没有开花的照片给我拍一下,安克…”她才不管他的反应呢,倒也天喜地。

  我远远地看着他们。我的任务是采访这个人,我也想接近他,但一旦在他面前,我就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这东西我熟悉多年,一向靠它保护,现在却让我窘迫不安,进退不得。

  主采访总要开始的。

  事后我想,我们做对了一件事,就是放弃了平常在屋子里打着几盏灯,布置好幕布,反光板反着脸的布景,而是把采访地点放在了卢安克常去的高山之上。他和孩子有时一天在群山里走几十公里,这些山上除了草之外什么都没有,累了就在空空的天底下睡一场。

  扛椅子上山顶的时候,学校的领导说大冬天的坐外头太冷了。冷就冷点吧,如果不坐在土地上,手里不能抠着地上的草茎,我觉得我心里一点劲儿都没有。

  山脚下是小学校,我和卢安克坐着小板凳,脚边放着一只破搪瓷盆子当炭盆。他没袜子,穿着当地老农民那种解放鞋,鞋帮上的看得到脚址。我想问一句,他温和地说:“不要谈这件事。”

  机器上的小红灯亮了,摄像给我一个手势,一切必须开始了。

  我从卢安克的经历问起,觉得这样有把握一些。

  “当年在南宁发生什么了?”

  “我记不起来了。”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沉静地看着我,很多次重复这两句话。

  我脑子里有个“嗡嗡”尖叫的声音:“这个采访失败了,马上就要失败了。”

  我又问了几个问题,问到他为什么到农村来,他说:“城市人思考的速度好快,我跟不上。”

  “那个快会有问题吗?”

  卢安克说:“我就是跟不上。他们提很多问题,我没办法思考,慢慢地来,他们早就已经到下一个话题了。”

  他并不是影我,但我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我还勉强地接了一句:“嗯,还没清问题就往下问?”

  卢安克:“嗯,或者早就巳经告诉我答案了。”

  后来,我几乎没有勇气看自己在这个镜头里的表情,人内心被触到痛处会脸色发白。

  我想起之前曾经有电视台同行,几乎是以命相胁地采访了他,说:“你要不接受采访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他同意了,但后来没有播。我明白了那个采访是怎么回事,肯定是后来完全没有办法编成片子。媒体的常规经验,在卢安克面前是行不通的。

  他不是要为难谁,他只是不回答你预设的问题…你已经在他书里看过的,想好编辑方案的,预知他会怎么回答,预知领导会在哪个地方点头,观众会在哪个地方掉眼泪的问题。

  我放弃了。

  脚底下的炭噼啪作响,每响一下都是小小的通红的崩溃。我不带指望地坐在那儿,手里写的提纲已经成了一团。这些年采访各种人物,极而的职业经验,土崩瓦解。

  卢安克忽然说:“昨天…”

  我抬起头看着他。

  “…我们去那孩子家,那时候正烧火。你说你冷了,他很认真的,他一定要把那个木柴劈开来给你取暖。后来他发现,你是有目的的,你想采访有一个好的气氛,有做事情的镜头,有火的光,有等等这样的目的。他发现的时候,就觉得你没有百分之百地把自己交给他,他就不愿意接受你,而你要他带你去菜地看,他不愿意。”

  我连害臊的感觉都顾不上有,只觉得头脑里有一个硬东西“轰”一下碎了:“是。咋天晚上还想了很久,我想一定是我出问题了,但出在什么地方呢,我就问她。”我指指站在边上的老范“她安慰我,说不会的,她觉得他很接受我们了。我说不是,我说接受我们的孩子不会是那样的一个表现,一定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卢安克说:“他怪我带你们上来,说要把我杀了。我也觉得对不起他,就跟着他跑下去了。”天哪。

  我说:“我很自责,我觉得我做错了,我都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什么。”

  “目的是好的,但是是空的。”

  “空的?”

  “空的,做不了的。如果是有了目的,故意去做什么了,没有用的,没有效果,那是假的。”他的声音很慢,我从没听过一个人在镜头面前的语速这么慢。

  “你是说这样影响不到别人?”我喃喃自语。

  “这个很奇怪,想影响别人,反而影响不到。因为他们会感觉到这是为了影响他们,他们才不接受。”

  “很多时候我们的困难是在于说,我们是…”——不,不要说“我们”了,不要再伪装成“我们”来说话了“…我是成年人,这些经验成为一种障碍,我能够意识到它,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把学生的事情当成认真的,自己的事情不要有目的,我觉得就可以。”

  他看着我,因为太高,坐在板凳上身体弯着,两手握在膝盖前方,看着我,眼窝深得几乎看不清眼里的神色。

  记者是一个观察人的职业,这个职业保护我几乎永远处在一个主动的位置,一个让自己不动声的壳里。卢安克从来没叫过我的名字,也没有寒暄过,他是我采访的人中对我最为疏淡的一个,但在他的眼光下,我头一次感觉自己的壳被掀开,蜗牛一样脆弱细出头来。

  我问他,村里有人说你不喝酒,不抽烟,不挣钱,不谈恋爱,问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乐趣。

  他笑了:“有比这更大的乐趣。”

  “什么乐趣?”

  “比能表达的更大的乐趣”

  “能举个例子吗?”

  他又笑了:“咋天弟弟接受你采访的时候也是乐趣,我观察他对你的反应,我理解他。看到有的情况你无能,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情况,这也是乐趣。”

  我也笑起来了。

  按理说,被人察弱点,是一种难堪的境地,但我并不觉得羞臊或者沮丧。那是什么感觉呢?怎么也回忆不起来。采访已经无所谓了,镜头好像也不存在,我鬼使神差地讲起我小学近视后因为恐惧把视力表背的故事,说了长一段。我以前约束过自己,绝不在电视采访时带人个人感受——这是我的忌。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着黑色惊叹号的忌也一起在崩溃的红光中粉碎了。看节目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讲这段时目光向下,很羞涩,跟我八岁的时候一样。

  我已经顾不上周围都是我的同事:“因为我最大的恐惧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会被挑出来站在什么地方。大家说,看,她跟我们不一样。怎么才能克服这种恐惧?”

  他说:“以前我不想见记者,不想给别人看到我做的事情。后来我看到曼德拉说的一句话,他说,如果因为怕别人看到就不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把它隐藏起来,那就等于说谁都不能做这个事情。如果自己把它做出来并让别人看到,那就等于说谁都可以这样做,然后很多人都会这样去做。因为这句话我才考虑接受你们的采访。”

  卢安克刚来板烈村的时候,村里有人认为他是特务,有的拉他去政府跑项目,有的倫走了他的钱和手电,他什么反应都没有。“这样我就变成了一个没用的人。”他说“这样我就自由了。”

  他在这里生活了十年,走在村里,老太太们把背上娃娃的脸侧过来给他看看,眯眯笑。成年男人不多与卢安克说话,没人斜眼觑之,也不上来搭话,两相无事。

  采访间歇,村长出面请我们在自己家里吃饭,让媳妇涮了个大火锅子,肥羊片,炒各种羊子、羊杂。村长是个大嗓门的汉子,喝几杯脖子通红,挨着劝我们几个喝酒,劝法强悍,但不劝卢安克。

  这里土地瘠薄无法保水。大石山区还有人用一铁丝,从高处山岩石中将一滴滴水珠引进山脚下的水缸里。老百姓在石头里种出来的玉米才一米高,结出的玉米还没有拳头大,常常只用来酿苞谷酒。我们在路上多见到醉汉,卢安克说他曾经反感这里的人总是喝酒,后来他理解这些成年人,跟打打杀杀的孩子一样“情感得不到发挥,生活不允许,如果太清醒,太难受了。”

  现在他与这些人“互相理解”:“他们也不再劝我酒。”

  卢安克从汤里拽了几青菜吃。村长跟他老婆说:“去,给卢老师炒个鸡蛋。”

  他不吃荤,平常吃的跟他的学生一样——学校太穷,各家也是,一个学生一星期的伙食费是两块钱,孩子每天的午餐盒里,米饭上只盖着一个菜——红薯叶。十岁的孩子,看上去只是六七岁的身高。

  我和老范曾经想买哪怕最便宜的棉线袜子寄给卢安克,因为村里买不到合适他大脚的袜子,但他不同意,认为给这里任何东西,都会让学生之间不平等。

  他靠翻译书和父母的资助活着,每个月一百块的生活费。

  饭桌上我提到,县里的官员托我们说,要给你开工资。卢安克拒绝了,不加解释。他在博客里写过一句话:“我不敢向学校要工资,因为我怕学校向我要考试成绩。”我问他:“你不喜欢物质吗?”

  “不是不喜欢物质,我喜欢自由。”

  他四十多岁了,在广西山村从青年变成了中年人,没有家,没有房子,没有孩子,一个人走在山里,有时困了就睡在山头。

  我在傍晚走过这里的山,南岭山系从西南倾斜下来,山高谷深,红水河在陡峭处不是下来的,而是整条河咆哮着挣脱牢笼从高处跃下。天快黑的时候,庞大的山脉乌沉沉无声无息,红壤上草木森森,浓烈刺鼻的青腥之气,偶尔可见的一两星灯火让人更感到孤独。

  我问他:“你想要爱情吗?”

  “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没经历过。”

  我心里一紧。

  他接下去说:“我在电视上看过,觉得很奇怪。”

  “奇怪?”

  “电视上那种爱情故事根据什么产生的,我不知道。怎么说,‘一个人属于我’?我想象不出来这种感受。”

  他说过,他能够留在中国,很大程度因为他的父母“从来不认为孩子属于自己”他的父亲以教师的身份退休,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他的双胞胎哥哥是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妹妹七年中一直在非洲纳米比亚做志愿者。

  我问:“可是就连在你身边这些小男孩的身上,我都能看到他们对人本能的一种喜爱或者接近,这好像是天吧?”

  “他们属于我,跟爱情的那种属于我是不一样的。一种能放开,一种是放不开的。”

  “能放开什么?”我还是没听明白。

  “学生走了,他们很容易就放开了,没有什么依赖的。但我看电视剧上那种爱情是放不开的,对方想走很痛苦的。”

  “你不向往这种依赖和占有?”

  “不。”

  我可以从智力上理解这句话,但人上我抵达不了。我问:“这样的自由你能承受吗?”

  他微微一笑:“我愿意。”

  我不能理解一个人能够不受人类天的驱策,照他的经历来看。

  一九六八年九月,他出生在德国汉堡。小时候,他跟双胞胎哥哥都很内向,不管别的小孩怎么欺负,都不反抗?他写过:“这些痛苦也不是没有用,从痛苦的经历中我得到将来面对问题时需要的力量。”

  父亲四十五岁时,为了教育他们兄弟俩,由工程师改做老师。常有人对他妈妈说,这两个小孩太不现实、太虚弱、总做白梦,要求妈妈把他们的弱点改掉,但父母不急于让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只让他们发展下去——兄弟俩过生日,得到的礼物只是一些木材,他们用这些木材去做了一些自己创造的模型。

  在德国,基础教育学校不止一种,父母给他们选择了一所不用考试的学校,课本都是孩子自己写的“我的父母和老师没有把我当成傻瓜,没有让我做那种考傻瓜的练习题,比如说‘用直线把词语连接起来’。这种练习只是在把一个人有创造能力的思维变得标准化。第二个原因是,我的父母和老师没有把我当成聪明人,没有过早地开发我的智力。”

  他也要参加中考。外语没有及格。他干脆去了一家小帆船工厂做学徒,自己设计帆船,参加国际帆船比赛“我这么喜欢玩帆船,是因为在玩帆船时不需要思考,所有的反应都从感觉中来,这就是帆船在行进时对于风、重量和波的平衡感。这种平衡感在闭上眼睛时特别能发挥出来。”

  之后,他向汉堡美术学院申请人学,没有基础知识,他给教授们看自己的工业设计品,教授们的看法是:“已经有知识的人不需要更多的知识,缺少的是创造。但给卢安克这个只有创造的人增加知他就可以实现他头脑里的东西。”

  他不通过髙考就进入了大学。

  设计飞机模型时,他没有画图或计算,也没用过电脑,只是去体验和感受风通的情况:“整个形态是我们做模型时用手摸出来的。我们做出来的飞机是一架世界上飞行距离最长的滑翔机。可见,如果得到了对于力学等本质的感觉,就能直接感觉到弱点在哪。”

  毕业后他不想挣钱,父母担心他没有生存的能力,他做了一份装卸货物的工作,每天扛三千个大包,做了两个月,父母说这样太可惜了。他说:“为了钱做是可惜的,不是工作低级可惜。”

  父亲说:“那你可以为别人服务了。”

  他不知道要做什么,只随着自己的兴趣漂流,有一个晚上随帆船漂到一个无人的小岛上“我在水边上了一个小山,慢慢地看天上的星。我感觉到那些星星离我其实很远,在宇宙中什么都没有。如果我在离世界无限远的地方,我怎么能再找到我们的世界?如果我在我们所谓的宇宙之外,我怎么还能找到这个宇宙?”

  他回身潜入人类内心,相继在德国和巴西从事教育志愿者工作,作精神科学的研究。

  一九九○年,他来到中国,想要留下来,他没有对这个国家的狂热辞句,只说:“德国一切都完成了,中国才刚刚开始。”

  但之后十年,他遭遇了一连串“失败”

  最初,对志愿者管理不严,不需要教师证的时候,他在南宁的中学教学,想教“好的而不是对的”英文“如果学生能够造这样的句子:Runlikethekite;Icanflyabike。这是多么有想象力的句子,但是根据中国的考试是错的,因为没有这样的标准答案。”段考的时候,他教的班级英文成绩全年级最差,只有六个学生及格,家长们不快,他离开,在博客里以巨大的篇幅批评和反对标准化教育,反对整齐划一的校园,反对“让人的心死去”的教育理念。

  他去了广西隘镇的一个村子,租间每月十元的房子,招一群从来没受过教育的十四到十八岁的靑少年。他们只会说壮语,卢安克教他们普通话,想让他们从尝试改变自身环境的事情做起,比如怎么画地阁、修路,但后来发现因为年龄太大,这些学生们只能完成任务,不能自发地创造。

  事后他写:“这些事情全都失败了,失败得非常严重。但假如我当时就成功,不成的事情就会变得很大,而我自己就会变成我不喜欢的那种人,命运通过失败指出应该走的路。”

  他到了当时只有拖拉机能够通行,没有电和自来水的板烈,与刚刚入学的孩子在一起生活,渐渐理解了现实:“中国人感情很强,以前都是凭感情决定事情,缺点真的很严重了,需要标准化把它平衡。坏事情也需要发生,如果没有坏事情,我们会意识到什么造成坏事情吗?但它肯定有一天要过去的。”

  他曾经把德国教育模式的书翻译到中国来。现在他也放弃了“我觉得西方的教育不适合这里。每个地方给学生带来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影响,所以他们需要的教育也不一样。我的教育都是观察学生自己想出来的。”

  “但那样就意味着你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去借鉴?”

  他说:“知道一个模式也不等于有经验。”

  这时我才理解,他说过去的事不记得了,是真的不记得了。

  我说:“你一步步这样退到农村…”

  他说:“我觉得不是退,是一步步接近我喜欢的地方。”

  我们选择卢安克身边的孩子来采访时,老范跟我商量:“那个眼睛很温柔的小孩子比较诚实。”

  我说:“嗯,对,还有那个,比较活泼,小脸儿滴溜溜圆那个…就是上次大牙上粘菜叶的。”

  有双温柔眼睛的孩子,说卢安克在下雨的时候和他去山上,看到被砍伐掉的原始森林,卢安克说树没有了,树的抓不住土,土就都走了。这孩子后来就去阻止砍树的人。他被笑,但脸上没有忿恨:“我们还是要想办法,一定要劝服他。”

  小圆脸也可爱,他写了篇作文,被卢安克贴在墙上,名字叫《骑猪》,活泼可喜:“那年春天,我家养了一头又肥又壮的猪,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我不能想想骑马的滋味,何不想想骑猪的滋味?说干就干。到了猪圈,我赶出那头猪,迫不及待地往它身上骑。第一次没跳上去,我往后跳了几步,向前一伸,准备起跳,猪就看见前面一堆饲料,飞快地往前跑,我扑猪股上,自己却一股坐在地上。看来不行,得想个办法,我向前轻轻触摸它油光光的背,就看起来很舒服,趁机会我用力一跳,OK,我骑到猪背上了。猪在前面跑,爸爸和爷爷在后面追,和妈妈拿着子在前面打,终于猪停了下来,我从猪背上滑下来,定了定神,拍拍猪股,强作镇定说,老兄你干得不错。爸爸虎着脸说,你老兄也干得不错。我知道情况不妙,撒腿就跑了。”

  他给我们叽里呱啦念,声音清脆得像一把银豆子撒在玛瑙碗里。我控制不住一脸笑容。

  卢安克身边的孩子里还有一个最皮的。

  我跟别的学生说话,他都会跳进来问:“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

  等打算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已经跳走,或者把别人在身子底下开始动手了。我们有点无可奈何,如果不采访他,他就会来抢镜头,干扰别人。我只好采访他,他坐在凳子上急得不得了,前摇后晃。

  采访完他我暗松口气:“去吧去吧,玩去吧。”他立刻起饭盒,跑到院正中,一群女生堆里,把铝饭盒往一个女生脚下“咣当”一扔“给我打饭”转身就跑了。那是他姐姐。女生们拿白眼翻他。

  再见他是在草地上,几个孩子滚在卢安克身上折腾,我说了句:“老师会累的。”

  有孩子松开了:“会哦。”

  这个小皮孩掰着卢安克的胳膊看他:“你会死吗?”

  “会。”

  “你死就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舒服就行。”

  小黑脸上的表情狡黠又凶蛮,我张口结舌不知该怎么应答。卢安克搂着他,对他微笑:“是啊,想那么多,多累啊。”

  我对这些孩子中的一些有偏爱,不可避免地出来,就算我的记者身份要求我,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我不明白,难道卢安克没有吗?他把小黑脸和小圆脸一边一个都搂在怀里的时候,是一样的感情吗?

  我惑得很。

  我先拐了个弯问他:“你认为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自己作为老师,想象学生该怎么样,总是把他们的样子跟觉得该怎么样比较,是教育上最大的障碍。这样我没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这个想象就好像一面隔墙在学生和我之间,所以我不要这个想象。”

  我有点懵:“我们平常接触的很好的老师也会说,我想要一个有创造力、有想象力的学生,难道你没有吗?”

  “那学生做不到,他会不会放弃呢?会不会怪这个学生?”

  哦。

  他说好感与反感是最有危害的心态:“我以前考虑过很多方法,最后放弃了,方法都没有用,总是想着这个,没办法真正去看学生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很开放地看得到,很自然地就会有反应,适合学生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学生很喜欢,很容易接受。”

  我说:“那很多人觉得,你只是一个生活中陪着他们的人,你并没有在教育他们啊?”

  他说了一句,当时我没有注意,后却不知不觉盘踞在我心里:“教育就是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不管是故意还是不故意。”

  我憋不住,直接问:“那这个孩子说你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话你听了不会感到不舒服吗?”

  他笑了一下,脸上纹路很稠,说:“我把命交给他们了,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我都要承受了。”

  在课堂上,有时男孩子大叫大闹,甚至骂他嘲笑他,卢安克无法上课,就停下来。他说自己也有发脾气的冲动,但立刻抑制“我受不了凶”这个抑制比发火会更快地让班里安静下来,男孩说:“我管不住自己,你让我出去站一会儿。”卢安克就开门让他出去站着。

  我转述孩子的话:“他们说你太温柔了,如果凶一点会更好他说:”有的人他没有承受能力,别人骂他,或者对待他不好,第十七章无能的力量331他承受不了,所以他必须反应,本来不想打人,但因为受不了就必须打人。他控制不了自己,就是心里不自由所以他说:“我像接受淋雨一样,接受他们带来的后果。”我问过卢安克,为什么学生之间的攻击行为很频繁?

  “那是他们的教育方式。跟父母学的。学生也互相这样教育,他们没有看到更好的方式。”

  我从来没见过他跟孩子讲什么大道理。“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他说“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

  他让学生一起画画、做音乐,一起拍电视剧,主人公是一个最终明白“人的强大不是征服了什么,而是承受了什么”的孩子。他说:“要通过行为来学习,不是说话,说话是抽象的,不侵人他们的感受,但用行为去学习,更直接。”

  “但你觉得他们能理解吗?”

  “可能头脑想不到,但他们的头脑中都存在,他们已经接受了,没理解,但大了,他们会回忆,会理解。”

  卢安克说:“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

  那个黑脸的小皮孩,只有待在卢安克怀里的时候,才能一待十儿分钟,像只小熊一样窝着不动。即使别人挑衅他,他也能暂时不还手。他陪着这些孩子长大,现在他们已经六年级,就要离开这所学校了。这些小孩子,一人一句写下他们的歌词组成一首歌“我孤独站在,这冰冷的窗外…”“好汉不需要面子…”大家在钢琴上弹个旋律,卢安克把这些记下来拼在一起,他说“创造本来就是来。”

  这个最皮的孩子忽然说:“要不要听我的?”

  他说出的歌同让我大吃一惊,我捉住他胳膊:“你再说一遍。”

  “我们都不完美/但我愿为你作出/不可能的改善。”

  我问:“你为谁写的?”

  他指着卢安克“他。”

  做这期节目时,我和老范一反常态,只谈技术与结构问题,不谈任何内心的事。后来看她文章我才知道,她也在这过程中无数次地问自己:“我自问我为什么心里总是这么急呢,做节目的时候急,没节目做也急,不被理解急,理解了之后也急,改变不了别人急,改变了也急。为什么我心里,总有那么多的放不下,那么多的焦虑呢?”

  我问过卢安克:“你写过,中国农村和城市的人,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太着急了。怎么叫‘太着急了’?”

  卢安克说:“来不及打好基础,就要看见成果。”

  我说:“会有人觉得那就太漫长了”——那人就是我,那人就是我。

  他说:“小学老师教了一批一批,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

  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过:“如果想改变中国的现状,然后带着这个目的,做我做的事情,那我不用做了。幸好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想改变,我没有这个压力。”

  我当时一惊,担心他坠人虚无:“如果不是为了改变,那我们做什么?”

  “当然会发生改变,改变自会发生,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在我肩膀上的。”

  “改变不是目的?”我喃喃自语。

  “它着太重了,也做不到。”他说“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它会自己发生。”听他说话,内心长久砌起来的砖石一块块土崩瓦解——不是被禅悟式的玄妙一掌推翻,是被严整的逻辑体系,一步步,一块块,卸除的过程。

  我问:“你原来也有过那种着急的要改变的状态,怎么就变了,就不那样了?”

  “慢慢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理解了就觉得当然是这样了。”

  “你对现实完全没有愤怒?”

  “没有。”

  “你知道还会有一种危险是,当我们彻底地理解了现实的合理性,很多人就放弃了。”这是我的困惑。

  “那可能还是因为想到自己要改变,所以没办法了,碰到障碍了,就放弃了。我也改变不了,但也不用改变,它还是会变。”

  “那我们做什么呢?”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在这期节目后的留言里,有一种共同的情绪,卢安克给人的,不是感动,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他让你呆坐在夜里,想“我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样的生活”

  天中午在江苏靖江,饭桌上,大家说到卢安克,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也很触动,但他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

  “为什么?”

  他看上去有点茫然:“会引起很多的矛盾…他在颠覆。”

  这奇怪的话,我是理解的。他指的是一旦了解了卢安克,就会引起人内心的冲突,人们不由自主地要思考,对很多固若金汤的常识和价值观产生疑问。卢安克并不是要打翻什么,他只是掀开生活的石板,让你看看相反的另一面。

  我问过卢安克:“你会引起人们的疑问,他们对原有的标准可能不加思考,现在会想这个是对还是错,可是很多时候提出问题是危险的?”

  “如果怕自由,那就危险,自由是一种站不稳的状态。”

  “从哪儿去找到不害怕的力量?”

  “我觉得如果只有物质,那只有害怕,如果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情,就不用害怕了。”

  他在这次采访中下过一个定义:“脑子里没有障碍才是自由。”

  我曾以为卢安克有信仰,我直接问了,他笑了一下,说:“为了自己的灵魂和需要向神倾诉吗?太自私了吧。”

  他明确地写过,很多人的信仰是没有独立个人意识的迷信,是一种提出条件的思想——“如果我做什么,就得到什么结果”这是一种“教育上的误会”想要影响人类的精神,故意采取什么固定的策略是无效的。

  人们惊叹他的“神”这是与他最相悖之处,他认为人的内在毫无神秘可言。他在广西的山村里,把十几本德文的精神科学的书翻译成中文,就是想揭示精神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破坏和离精神依赖并得到独立意识的手段就是相信自然科学。人们只有相信科学,才能独立思考,才能在精神方面获得自由。”这过程意味着人人可得。

  在这期节目的结尾,我本来有一段串场。这是节目的常规格式,通常需要点明主题,这节目报题是以关心留守儿童的主题去报的,就得这么点题收尾评论。我大概说“一个国家的未来,在小学课堂上就已经决定了”如何如何。

  梁主任在审片的时候把它拿掉了。他说:“这个人不需要为他抒情,他的行为就是他的力量。”

  年底常规,主持人都需要送节目去评奖,我说那就拿卢安克这期吧。对方好意打电话来说,这个主人公没有做出什么成果,不容易得奖,换一个吧。

  我说,送这期节目是我们对评委的尊重,如果他们有兴趣就看看,没有也不要紧。

  老范也说,许多人听说卢安克后的第一个反应都是问她“这个德国人在中国乡村到底做了什么?有成果吗?教出了什么牛人吗?”

  她说:“我每次都难以面对这样的问题,卢安克的教育方式实在无法用常规意义上的‘标准’和‘成功’来形容。非要这么衡量的话,那么他更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失败者’。”

  以八年前板烈小学五年级一个班里的四十六个学生为例,他们中。只有八人坚持到了初中毕业,大多没毕业就到城里打工去了,有的还没读完初一就结婚了,甚至有个父亲来找他说:“我的儿子就因为学你,变得很老实。吃了很多亏。”

  老范写:“从世俗的意义上说,没用,没效果,不可效仿,也不可推广;他做的事情,很可能无踪无影,悄没声息地就被没在中国茫茫的现实中,但他的存在本身,有一种令人内心惶然震颤的力量。”

  卢安克说:“我的学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可是什么是他们的路,我不可能知道。我想给他们的是走这条路所需要的才能和力量。”

  他很难被效仿,也根本不鼓励别人来做志愿者。

  节目播出后那个暑假,有三所大学和几十个志愿者去板烈小学给学生补课。搞晚会,来来去去。卢安克说,学生“被忘记”的状态改变了,成为“被关注后又被忘记”他在博客上写:“请你先清楚:你是不是只因为我才想来?是不是期待着看到什么?如果是,你面对学生就不是真实的,对学生不可能是纯粹的,所以你也就会被他们否认。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学生,你也不一定需要选择一个已经有志愿者的学校。”

  在给老范的回信中他写过:“有很多其他的人被学生吸引到这里,但他们都没有留下来。为什么呢?他不可能留下来,是因为他与当地之间没有了命运关系。”

  那段时间,卢安克每天收到上千封的信件,博客点击量骤增,每天十几万。

  卢安克说那些来寻找他的人“一下子要求我离开学生去休养,一下子要我写什么,要我带头什么”他不得不躲到学生家去,因为“我午睡的时候随时都有一位陌生人坐在我的头等我醒来”

  这当中有一部分是要嫁给他的陌生女。有人写“我不敢想象你在你的学生和理解你的人心目中有多么伟大”想在他身边生活半年,研究他这个人。

  他回信说:“我不要你们关心我,我要你们关心我的教育方法。”她来信说:“我不太理解你的教育方法,但非常理解你。”他写过:“我最害怕的是崇拜者,因为崇拜基于的往往是幻想上崇拜,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失望。”也有记者短信我:“请告诉我卢安克的电话,我要给他一个版来报道他,帮助他。”我回信说:“他有公开的邮件地址,你先写信给他,征求他的意见再说吧。”他自信:“不,我直接电话他,诚所至,金石为开。”我写:“他没电话,另外,我觉得还是尊重他的意愿。”他回我:“那我去找他,诚所至,金石为开!”我没有再回了。

  过了半小时,他又发短信来,说已经登上火车,留下余音袅袅“诚所至,金石为开”

  还有次开会,碰到一个人,带点诡异的神色说:“你做了卢安克的节目?”我说:“是”

  饭桌上他坐我对面,忽然把脸凑近来,耸着肩,带着狎昵的口气极轻地说:“我觉得他是个恋童癖。”一只猫探头探脑地走过来,想找点吃的。他突然站起来,暴喝“滚,滚”圆瞪着双眼冲过去,把猫赶了出去。

  卢安克半合法的身份开始变得感,他暂时关闭博客,声明自己没有取得志愿者与教师资格。但这引起了更大风波,媒体认为当地政府要驱逐他,舆论的压力很大。

  我写信询问情况,征得他同意后,在博客里作了说明——他在板烈的生活和工作正常,没有离开中国,也没有被要求离开学校。他希望媒体和公众“千万不要给广西公安厅和教育部门压力”他“需要的身份”也正在解决当中,希望不要再有人去板烈看他。

  我在信中问他,我们是否能与当地政府联系,沟通解决他身份的问题。

  他说很多人都试图帮助他“城市人好像不太愿意承受各种事实,就想出各种改变事实的手段。但我都不愿意走那种非常规渠道,因为这样的渠道和手段才让我们的社会变得不公平。”这话刺动我,我感到茫然,不知要怎么做,只能等待。

  更多的媒体开始介人这件事,认为向广西政府与公安部门施可以让卢安克的状况变好,河池官方不得不派电视台到板烈小学拍摄卢安克的生活。来澄清驱逐的传言。

  后我看到卢安克在博客里写:“现代社会人的追求就是想要有保障,对一切的保障。如果出现任何意外,人们马上就要找一个负责人,让上级负责任。上级就很紧张,怕出事,所以要管好一切,不允许任何意外发生。反过来说,我们为什么要提那么多要求?偏偏这些要求给我们带来的是不自由。”

  二〇一〇年,为了避开这种状态,卢安克离开板烈小学,暂时回国,很多人嗟呀欷獻。不过,节后知道他以旅游签证重回板烈,我并不意外。

  二〇〇四年,他在板烈曾经出过一次车祸,农用车轮子落,车从几十米的山坡滚下去,差两米就要掉进红水河,被一棵巨树挡住。一个朋友死亡,而他的脊柱压缩了三厘米,后才慢慢恢复。

  我问过他,这样的结果一般的人会承受不了的,对吧?

  他说,如果承受不了能怎么样呢?

  “会选择走的。”

  “离开就不会再有车祸吗?”

  我本能地说:“但最起码不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贫穷的地方,和得不到医生的地方。”

  “我觉得这次车祸就把我的命跟这个地方连得更紧了,走了就没有命了。”

  他还会回来,是因为他要陪伴节父母不回来的孩子。我问过他:“他们会长大,他们会离开这个学校,离开你。”

  他说:“当然,都会过去。”

  “那你怎么办呢?”

  “没有考虑以后的,不考虑那么多。我考虑那么多,活得太累了,反正我这一辈子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已经做了,如果我现在死去也值得,没什么遗憾。”

  最理解他的人是他的学生。学生说过:“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家,他家人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学生,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人类的发展,那么人类就是他的后代。”

  知道他回到板烈后。我写信对他说:“因为我们的报道,才对板烈的孩子和你的生活造成了这些没有想到的不良影响,对不起。包括我在内,很多人从这期节目中受到好的影响,但与不良的影响相比,这种好的影响好像显得很自私了,以至于我都不能开口向你表示感谢。”

  他回信说:“其实我有承受的能力,只不过现在的情况要求我学会和发挥比以前更大的承受能力。你放心,我会学会。”

  我没有再回复这封信。

  我再没有可以说给他的话。他不需要安慰,不需要去知道自己是多么重要。他说过:“以为自己的名字能给别人力量,是最坏的一种幻觉或者教。”

  我也没有什么困惑要向他请教。他一再说:“很多人需要我告诉他们一个怎么样才正确的生活,但我真的没有办法告诉他们。假如我知道那么多,这些积累的知识也只会阻碍我的行为。如果一个老师不理踩自己的感受,仅仅根据知识去做,这会让学生感到虚假^怎么会有对和错的事呢?根据自己的感受去做,这就是对的吧。”

  _文_他写过“感受”不是望和情绪,没有“要达到什么”的动机,只是“诚实和持续不断地对事物平静观察”卢安克要的不是别人按他的方式生活,恰恰是要让人从“非人”的社会经验里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自己。人们不需要在他那里寻找超我,只需要不去阻止自己身上含的人

  _人_我没有写这封回信。还有一点,是怕我一旦非要写什么,我会不由自主地写下对他来说毫无必要的感谢…曾有过无数次,在被自身弱点挟持的时候,我挣扎着想以“卢安克会怎么做”来身。改善常常是不可能的,但多多少少,因为他的存在,我体会到了一些从没想过、未曾明白的东西一把自我付出去,从此就活在命运之中的必然与自由。

  _书_节目播出三年之后,二〇一二年,我收到卢安克的信件,他寄给我一份跟孩子一起拍的电视剧,说希望留给有愿望的人“我可能没有机会继续跟我的学生做事。”≮墨斋小说网qS小shuo≯

  _屋_在二〇一〇年,他与一位认识八年的中国女志愿者结了婚。我祝贺他,他回信有些低落:“既然我同意成家,那我就要踉着老婆走。虽然我感觉到,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孩子,板烈就是我的家,但我不能要求老婆也这么看。她有她的梦想和需要。我不能不理她。我现在要面对的就是这些。”

  这话里有些让我不解。再问才知在成家时,双方原想一起在山村里为留守儿童做事,但是时间推移,子有了对生活另外的愿望,希望他离开农村,去杭州一家工厂上班。

  我从没把世俗的事情与他联系在一起,意料之外,但转念也觉得是情理之中“家庭的温暖和情感,一定会是另一种安慰吧。也许还有未来作为父亲的感受。”

  他没有直接回答,说他如果离开学生“心都死去了。”

  “那么,有一个问题,请原谅我问得直接一些,在上次我采访你时,你曾说过,你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什么是‘一旦走了就放不开的’‘个人属于另一个人的爱情’。那么,现在对你来说,你的看法改变了吗?如果我的问题太私人,请你不用回答就是。”

  他没有直接回答,只说:“我巳经不是一个单身汉,已经不可以根据我一个人的想法来决定事情。真是对不起。”

  我们在板烈再见时,卢安克穿着跨栏的背心。晃晃从稻田边上走过来,瘦了些,笑起来眼纹深了,淡金的眉毛已经发白了,整张脸上几乎只有浅蓝的眼睛有颜色。我问“你好吗”他说“也好,也不好”

  四面人多,不好说话,他带我去了山上一个学生家,是班上最沉默寡言的小孩,叫小罗,与智障的哥哥同班,父母打工,他们相依为命。小罗一进门,先找盆淘米,拿一把扳手,在电饭锅坏的按钮处拧了几把,把饭做上了。山里人家来了客都是这样。

  猪圏旁有一丛小西红柿,才成人指甲盖大,他俩往下摘,我问:“这么小能吃了就?”卢安克说:“这更有味道。”递给我一个,我在衣服袖子上擦了擦,尝尝还不错。家里没有别的菜,只有桌上放着一些扁豆,有些日子了,我们把卷边的角摘了,打算跟小西红柿炒在一起。卢安克与上次我见到时有些不同,腹心事。把豆角一只只掰断,我埋头摘了一会儿,说:“我一路上想者你这次恐怕跟以前心情不太一样。”

  他说是。

  我扔了一把豆角在铝盆里:“难道有可能这是你最后一次回来吗?”

  他不看我“我担心有这种可能”

  我抬起眼“记得上次采访的时候,你说这个地方有你的命,你要是离开你的命就没了?”

  “从心里来理解是这样的。”

  “你理解你子吗?”

  他说:“理解,她是女人。”我听见旁边老范和编导蚂蚁齐叹息。

  他起身劈柴生火,准备炒菜。我问他:“怎么跟他们解释呢?跟孩子?”

  他点着火,烟窜了出来“就给他们说,那个是我老婆的选择。”

  “他们能接受吗?”

  “他们不接受。”

  静了一会儿,他问我:“但我怎么处理?”

  我怔住了,没回答,也没说不知道。我从没想到过他会问别人他内心的困惑,我被这个困惑之深惊住了。

  他起身劈柴,蹲在地上,左手扶着柴火,右手小铁斧一下一下劈开子,嵌进去的斧子拉起木头来再用力剁下去,我蹲在附近捡碎片,拢进火里。老范说看冋放的时候,很长时间,都只有劈柴在火里烧裂时毕剥的声音,和溅出来的几星火烬。

  这次的采访全部是卢安克的安排,他挑选的地点、时间,他让我们拍烈下刚收割完的稻子,拍小罗家边上的晚霞,我们想选择更好的时间,他坚持:“不拍天要黑了。”他甚至写了采访的提纲,手里攥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中文和德文织密密的字“我怕我自己忘了什么。”

  我没见过他这么失稳,也没见过他这样在意。

  我采访的孩子中,有一个扮演电视剧主角容承,其他老师说他在班上最调皮,常带着男孩们闹事,被称为“老大”他接受采访时有些紧张,拿着饭盒的勺子僵坐在桌边,要求卢安克一定要在边上。

  我问了几个问题:“你为什么演容承?”“觉得他性格是什么样的?”…他都说“不知道”几个问题下来,我看他是真不知道,带了一点放弃的感觉,转头对卢安克说“可以了”

  孩子突然号啕大哭起来,捂着肚子倒在桌子上。我说怎么了这是,赶紧看他,他说肚子疼。疼得枕在胳膊上,一只拳头按着自己胃。

  我以为他是吃饭时说话着凉了。倒杯热水给他,他不喝,问他要药吗,他摇头。

  卢安克蹲在他身边,抚摸他的背,对他并不说什么,跟我说了一句“我做德语口语翻泽的时候,也会肚子疼。”我明白他指什么,但不确定,俯身对孩子说:“是因为我的问题给你压力了吗?如果是,那我真的对不起了,韩运。”

  他埋在胳臂里摇头“不是”挣扎起来。脸上还挂着泪水,但表情毅然“你问吧”

  是他这一句话,让我觉得,卢安克说的是真的。他蹲在孩子身边,不看我,轻声谈:“这里是农村,自然的力量很强,叫他爬山,他什么山都爬,但叫他反思自己的一些问题他会很痛苦的。”

  卢安克陪他回了宿舍,老范看我的神色,知道不理我为好,带着大家去拍外景,我一个人坐在空的六年级教室里,气恼不已“三年了,三年了我还在犯错,我怎么这么蠢,我又问错了。”我心里知道,是我心里那点放弃他的想法,在了脸上,男孩觉察了。

  坐了半个小时,我绞着手,下去吃饭,小潘老师杀了一只鸭子熬了个热气腾腾的火锅,大家都坐定了,卢安克在他旁边给我留了把竹椅子。吃了几口热的,我缓过来点儿了,背地里我问他:“我怎么老没办法改变我的弱点?”

  他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呢。”

  有半天的时间,卢安克带着我们组和韩运走了三个小时山路,去爬山,在刚下过雨的小山涧里捉螃蟹,躺在草地上,一直到快落。他说不用去安抚和沟通什么:“跟他沟通没有用,踉他一起行动有用。创作就是这个道理,一起做某一件事,自然就融合在一起了。”

  孩子家里每人都有一张自己参与的电视剧DVD,看过了无数遍,还是嘻嘻哈哈又看一遍,遇到同学再看一遍,说起一起偷吃大米或者烂泥巴埋到下巴的细节,是真快乐。我们被招待吃了三顿饭,杀了一只,孩子在水龙头底下洗内脏,卢安克蹲着给他打伞。临走时韩运又拿出中午剩下的饭和碗筷继续留人,只为了拖延点时间和卢安克多待一会儿。

  卢安克说不吃了,孩子不吭声,坐在了门口凳子上。

  卢安克走过去,摸了摸他的背,柔声说:“再见。”

  韩运没抬头,卢安克出了门。

  我们收拾完东西,出门的时候对孩子说:“再见。”他还是没有抬头,也没说话,只是摆了摆手,小潘老师说他哭了。

  拐过一个弯,卢安克站在那里,看着夕阳快下的山,一动不动地站着,事后他告诉我,离开孩子时他也哭了。

  我知道了他为什么要写信给我,在离开之前他要托于人,留下一样东西来替代他:“创作可以成为他们的权威,可以给他们归属。”

  当年我们采访的六年级学生,现在一半上了初三,一半去了外地打工,打工的孩子往往会加人帮派,卢安克说这是一种归属的需要。他在信中提到一个在非洲拉利昂参加内战的十二岁小孩,杀了很多人,为了避免受不了的感觉,他天天毒。后来这个孩子在联合国的会议上解释:“我们加入部队的原因是,我们找不到可以吃的,失去了自己的家,但同时盼望着安全,盼望着自己属于什么,在这个所有归属都垮下来的时代。”

  他说这跟留守儿童的情况是相似的,只不过极端得多,夸张得多“中国的社会没有那样的背景情况,但中国的留守儿童将来也会成为一个失去控制的因素,除非我们能给他们带来归属感。”〖墨斋小说:qS小shuo〗

  这也是当下的中国人最强烈的感受。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传统的家族,集体断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空虚只会导致消费和破坏,只有当人们能感到创建自己世界的足,不会与别人去比较,不会因为钱,因为外界的压力感到被抛弃,这才是真正的归属。

  在通信中,我们曾谈到“创作”这个词现在常常被当成是一种“手段”——用来吸引孩子学习更多的手段,或者一种学习之外的调节。好像生活中总有一个伟大庄严的目的,一切都为这个目的服务。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为了服务于一种意志吧,当这个意志让你去改造世界时,你要具有改造需要的知识。而创作在卢安克不是手段,就是归属本身。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是通过行动得到感受,从感受中才慢慢反思,反思又再指导行动的,所以他说,说话是没有用的,让他们一起进人,共同完成那个“强大的人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的故事,感受会像淋雨一样浸透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里缓缓滋养。

  纪律可以带来秩序,但却是被动的,只有一个人归属于一件事,一群人,一个社会,才会有认同和发自内心去照顾它的愿望。

  采访结束后,卢安克说他已经足。现在可以去子的愿望了。“承受新来的责任,家庭的责任,不管是什么结果。”

  我说这句话里面有一种很沉重的意味。

  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有什么使命,这个只能是慢慢摸索的,所以只能慢慢看有什么结果,也许过了几年我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你想检验自己?”

  他好像触动了一下,说对。

  我说那你害怕那些对你有期待的人会失望吗。

  他说:“把希望放在别人的身上是虚拟的,所以无用。如果自己不去做,那就不会有希望。”

  当时暴雨初晴,强光照透了天地,我说:“人生的变化很多,也许三年后我们会再见,再谈一次,谢谢你。”

  他微笑,说:“也谢谢你。”

  采访完第二天,卢安克离开板烈,去了杭州,进了子联系的工厂,一个星期后他辞职,因为手续问题,去往越南,等待命运中将要发生的事情,他说:“别人对我佩服的地方其实是我的无能,我无能争取利益,无能作判断,无能去策划目的,无能去要求别人,无法建立期待。也许有人以为那是超能,这个误会就造成了我现在的结果。还可以用另一种表达:人类大部分的苦都是因为期待的存在。其实,在人生中不存在任何必须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没有任何期待和面子的人生是最美好和自由的。因为这样,人才能听到自己的心。”

  在我写到这里时,他仍然在越南,身处在语言不通、无法工作的边境。除了保持与他的通信,我也没有更多能做的事。

  板烈那场最后的采访,是在山间高处一片梯田里的水泥储水台上,开始之前下了雨,幸好土地里有一把破旧的大遮伞,是前几天收麦子的农民留下来的,卢安克把它张了起来,足够我们几个、加五六个小孩子、还有一个看热闹的老农民容身。小罗站在我身边,帮我拿着本子,两手抱在前。雨下了好一会儿,从伞檐上穿了线,山明一会儿,暗一会儿,大家紧靠着。面向各方自看暴雨里青绿的田野,很久,有一点金光从东山破过来,乌青的云滚动奔跑,相互推移,雨就要过去了。

  就是此时的感受,让我想起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句话,在这期叫《告别卢安克》的节目结尾我说,教育,是人与人之间,也是自己与自己之间发生的事,它永不停止“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只要这样的传递和唤醒不停止,我们就不会告别卢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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