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小品（张贤亮）,《张贤亮小说自选集》前言-阿珂小说网

书号:39101 时间:2017/9/5 字数: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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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文坛上“各领风

三五年”但俗话说“六十年风水转一转”：原来曾风行一时的小说过了若干年，又会引起人们注意。尽皆哀叹“严肃文学衰退”的今天，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文学复兴期”的小说再找来读，也还过瘾。据说书店里现在很难买到我的书，于是一下子有好几种选集出版，既然市场有这种需求，出版社只要觉得不会亏本，我自然也不想矫情藏拙。

　　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这本选集，稍稍与别的选集不同。我要求这本集子囊括我小说的不同风格和所描写的社会各个侧面。我个人命运经过大起大落，生命有晦暗的阴影也有过明丽的亮

，既然文学创作纯然是个人行为，创作出的作品也当然是作者个人人格和经历的表现。我从一九七九年“平反”后开始写小说，迄今止有短短的十五年。这十五年中我可说是扶摇直上，固然凭借了改革开放的好风力，但也有我自己生活积累深厚的优势。一九七六年吉林下陨石雨时，我还在离银川市六十里之遥的贺兰山下“监督劳动”曾以《陨石》为题口占打油诗一首：“

光似火落蛮荒，铁魄铜魂体藏；历遍三界方悟道，空间未必是天堂。”这里的“三界”指的是凡夫生死往来之世界；上自六

天，中自人界之四大洲，下至无间地狱。那时我当然还不能说“历遍三界”“平反”后“三界”虽仍未“历遍”离“悟道”更差得远，却也多少尝到个中滋味。回顾大半生：要过饭，讨过钱，戴过铐子关过监；也曾失恋也曾被人追求，也曾踏过红地毯也曾赴过国王宴。这话也许有人听来俗气得要命，可是我天生就没有仙风道骨，是个大俗人。罗曼·罗兰说“性格就是命运”反过来，命运何尝不能再塑性格。我有这样的命运，于是就有这样的性格，于是就化为风格反映在所写的每部作品中。坎坷蹇滞也是一种丰富，起落上下给我提供了广泛接触人的机会。所以我的作品就决不会是单一的、一种类型的。

　　我所有的作品，不过表现了我对生命的贪婪，总想利用机缘做多种的尝试，即使是小说，我也不愿仅用一种笔法书写。

　　有权发表文章以来，我一直没有想将“作家”当做一门职业，仅靠写小说安身立命。提起笔我便想参与社会活动，我是把写作当成社会活动的一种方式来对待。说是“主题先行”也好，说是“文以载道”也罢，我总是把我的作品能给人以什么这个问题放在首位。个人的作为和个人的作品相比，我重视前者。我不愿做一个除了会写写文章之外别无它能的人。今天看来，事实证明我这种生活态度或说是生存方式是对的。鲁迅在一九一九年即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任务倒好像越来越近切，可见得文学功能的微弱。大师数十大卷作品也止是在这个民族的皮肤播了一下，不管是政治排斥他或利用他，其实他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无所补益。鲁迅要是现在看到中国人在

俄战争中被砍头的电影，大约也不会再以为文学即能救这个民族，还是医生有点实际的用处。我倒以为文学今天真正降落到了它应该待的那个位置，这就是汉武帝早就给规定了的“俳忧文学”听说张承志要告别文学，我猜想他并不完全是对当今“文学的堕落”表示

愤，也有一种整个文学的无力感。而我，我早已看惯了比“堕落”更堕落的人和事，面对作家见“意义”就躲、“纯文学”变成了高智商文字游戏的书摊，我丝毫没有

愤，我采取的方式是干脆宣布我所有的小说都是“政治小说”在人们的印象中尽量减弱它的文学

。

　　然而，不但我几种版本的选集都能卖得出去，竟还有人盗版，证明读者还没有忘记我，或新一代的文学爱好者仍对我的作品有一定兴趣。这又说明我的“政治小说”除了政治之外还有一点文学

。我想，这大概也是由我的性格和人生态度所决定。我把文学创作当做参与社会活动，便真正发挥了语言的基质——用有意义的工具做有意义的事情——因而它就比任何玩

语言以逃避现实的猜谜游戏式的作品具有生命力。而政治对于人最大的影响，无过于灵与

、生与死。这样，我写政治其实就一下子触到了文学的根本，人最关心的终极价值。

　　正因为我始终把关注和参与现实社会放在单纯的文学创作之上，即使蜷缩在西北一隅，弹丸之地，我自认为自己也有一定的敏锐，有一定的超前感。在中国大陆，我是第一个写“

”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九八五）、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男人的风格》——一九八三）、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早安朋友》——一九八六）、第一个写知识分子没落感的（《习惯死亡》——一九八九，不客气地说，平凹的《废都》晚我五年，当然他的写法与我不同）、第一个揭示已被很多人遗忘的“低标准瓜菜代”对整个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生理和心理损伤的（《我的菩提树》——一九九四）…你可以说我写得不好，但我毕竟开了风气之先，是功是罪，我以为只有后人才有资格评说。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生物”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尤其在中国社会，人的真正属

不通过政治几乎无从表现。政治甚至渗透到

上旁观做

的全过程，柏拉图的爱情常常也要以政治术语来表达。政治败坏或说是提高了中国的固有文化，使中国文化下降或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但只要把语言当做语言，将语言的功能发挥到极致，艺术便从中产生了，那也是今

的中国文化，不可置疑地体现了某个历史阶段。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哈尔滨的白实来信中的话结束这篇前言，我并不是以读者的赞扬为荣，实在是我从她的话里感觉到了我自己的价值。

　　“自从

恋语言，我最多地便是对死亡的触摸。你那些关于死亡的议论，已成为我追求生命的经典。死亡，似乎是探索生命之门，每敲它几下，听听它的回声，才更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存在，生命的危难。…你说你的‘全部人生价值和人生目的就是阻止极左路线在中国复活’，以亲身经历和感受写的是‘政治读物’，是这样的么？…我读过一些类似你经历的报告文学，如果单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历史的证明已足使我们切齿、阻止极左路线的重演，这一使命基本完成。我从你的作品里所汲取的更多的还是文学的质。语言是你智慧的珍珠，是你思想的太阳雨，你的语言穿透岁月，岁月的断壁纷纷坍圯。你的语言犀利、

感，牵动着读者的每

神经。从你的语言中，我看到你灵魂煎熬的全过程，死而生的一切痛楚，看到你漠视来自生存与死亡全部内容的所有恫吓，让人捧着你的语言如同捧着你的五脏六腑，让人辛酸痛彻却不让人懈怠、萎靡、绝望。

　　1994。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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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文坛上“各领风三五年”但俗话说“六十年风水转一转”：原来曾风行一时的小说过了若干年，又会引起人们注意。尽皆哀叹“严肃文学衰退”的今天，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文学复兴期”的小说再找来读，也还过瘾。据说书店里现在很难买到我的书，于是一下子有好几种选集出版，既然市场有这种需求，出版社只要觉得不会亏本，我自然也不想矫情藏拙。　　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这本选集，稍稍与别的选集不同。我要求这本集子囊括我小说的不同风格和所描写的社会各个侧面。我个人命运经过大起大落，生命有晦暗的阴影也有过明丽的亮，既然文学创作纯然是个人行为，创作出的作品也当然是作者个人人格和经历的表现。我从一九七九年“平反”后开始写小说，迄今止有短短的十五年。这十五年中我可说是扶摇直上，固然凭借了改革开放的好风力，但也有我自己生活积累深厚的优势。一九七六年吉林下陨石雨时，我还在离银川市六十里之遥的贺兰山下“监督劳动”曾以《陨石》为题口占打油诗一首：“光似火落蛮荒，铁魄铜魂体藏；历遍三界方悟道，空间未必是天堂。”这里的“三界”指的是凡夫生死往来之世界；上自六天，中自人界之四大洲，下至无间地狱。那时我当然还不能说“历遍三界”“平反”后“三界”虽仍未“历遍”离“悟道”更差得远，却也多少尝到个中滋味。回顾大半生：要过饭，讨过钱，戴过铐子关过监；也曾失恋也曾被人追求，也曾踏过红地毯也曾赴过国王宴。这话也许有人听来俗气得要命，可是我天生就没有仙风道骨，是个大俗人。罗曼·罗兰说“性格就是命运”反过来，命运何尝不能再塑性格。我有这样的命运，于是就有这样的性格，于是就化为风格反映在所写的每部作品中。坎坷蹇滞也是一种丰富，起落上下给我提供了广泛接触人的机会。所以我的作品就决不会是单一的、一种类型的。　　我所有的作品，不过表现了我对生命的贪婪，总想利用机缘做多种的尝试，即使是小说，我也不愿仅用一种笔法书写。　　有权发表文章以来，我一直没有想将“作家”当做一门职业，仅靠写小说安身立命。提起笔我便想参与社会活动，我是把写作当成社会活动的一种方式来对待。说是“主题先行”也好，说是“文以载道”也罢，我总是把我的作品能给人以什么这个问题放在首位。个人的作为和个人的作品相比，我重视前者。我不愿做一个除了会写写文章之外别无它能的人。今天看来，事实证明我这种生活态度或说是生存方式是对的。鲁迅在一九一九年即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任务倒好像越来越近切，可见得文学功能的微弱。大师数十大卷作品也止是在这个民族的皮肤播了一下，不管是政治排斥他或利用他，其实他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无所补益。鲁迅要是现在看到中国人在俄战争中被砍头的电影，大约也不会再以为文学即能救这个民族，还是医生有点实际的用处。我倒以为文学今天真正降落到了它应该待的那个位置，这就是汉武帝早就给规定了的“俳忧文学”听说张承志要告别文学，我猜想他并不完全是对当今“文学的堕落”表示愤，也有一种整个文学的无力感。而我，我早已看惯了比“堕落”更堕落的人和事，面对作家见“意义”就躲、“纯文学”变成了高智商文字游戏的书摊，我丝毫没有愤，我采取的方式是干脆宣布我所有的小说都是“政治小说”在人们的印象中尽量减弱它的文学。　　然而，不但我几种版本的选集都能卖得出去，竟还有人盗版，证明读者还没有忘记我，或新一代的文学爱好者仍对我的作品有一定兴趣。这又说明我的“政治小说”除了政治之外还有一点文学。我想，这大概也是由我的性格和人生态度所决定。我把文学创作当做参与社会活动，便真正发挥了语言的基质——用有意义的工具做有意义的事情——因而它就比任何玩语言以逃避现实的猜谜游戏式的作品具有生命力。而政治对于人最大的影响，无过于灵与、生与死。这样，我写政治其实就一下子触到了文学的根本，人最关心的终极价值。　　正因为我始终把关注和参与现实社会放在单纯的文学创作之上，即使蜷缩在西北一隅，弹丸之地，我自认为自己也有一定的敏锐，有一定的超前感。在中国大陆，我是第一个写“”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九八五）、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男人的风格》——一九八三）、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早安朋友》——一九八六）、第一个写知识分子没落感的（《习惯死亡》——一九八九，不客气地说，平凹的《废都》晚我五年，当然他的写法与我不同）、第一个揭示已被很多人遗忘的“低标准瓜菜代”对整个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生理和心理损伤的（《我的菩提树》——一九九四）…你可以说我写得不好，但我毕竟开了风气之先，是功是罪，我以为只有后人才有资格评说。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生物”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尤其在中国社会，人的真正属不通过政治几乎无从表现。政治甚至渗透到上旁观做的全过程，柏拉图的爱情常常也要以政治术语来表达。政治败坏或说是提高了中国的固有文化，使中国文化下降或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但只要把语言当做语言，将语言的功能发挥到极致，艺术便从中产生了，那也是今的中国文化，不可置疑地体现了某个历史阶段。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哈尔滨的白实来信中的话结束这篇前言，我并不是以读者的赞扬为荣，实在是我从她的话里感觉到了我自己的价值。　　“自从恋语言，我最多地便是对死亡的触摸。你那些关于死亡的议论，已成为我追求生命的经典。死亡，似乎是探索生命之门，每敲它几下，听听它的回声，才更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存在，生命的危难。…你说你的‘全部人生价值和人生目的就是阻止极左路线在中国复活’，以亲身经历和感受写的是‘政治读物’，是这样的么？…我读过一些类似你经历的报告文学，如果单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历史的证明已足使我们切齿、阻止极左路线的重演，这一使命基本完成。我从你的作品里所汲取的更多的还是文学的质。语言是你智慧的珍珠，是你思想的太阳雨，你的语言穿透岁月，岁月的断壁纷纷坍圯。你的语言犀利、感，牵动着读者的每神经。从你的语言中，我看到你灵魂煎熬的全过程，死而生的一切痛楚，看到你漠视来自生存与死亡全部内容的所有恫吓，让人捧着你的语言如同捧着你的五脏六腑，让人辛酸痛彻却不让人懈怠、萎靡、绝望。　　1994。12。11。